人大委員：食品安全法應明確細化各部門監管范圍

　　昨天，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分組審議食品安全法修訂草案。部分委員和代表認為，監管部門的職責劃分不明確，職能銜接上存在漏洞，縣級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藥品管理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應當加強溝通。修法時應明確細化各部門責任，實行監管責任終身制。

　　分段監管權責不明 農產品、食品管理邊界待明晰

　　全國人大代表鮑家科說，我們國家的食品安全監管的體制采取了部門分段監管的模式，各個監管部門的職責劃分不明確，職能銜接上存在漏洞，容易出現相互的推諉和監管的空白地帶。

　　對此，董中原委員建議，應明確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是制定規則、實施和指導地方監管的唯一、全面的食品安全監管機構。比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藥品管理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應當加強溝通。“如果邊界不清，就可能出現重復監管或者檢測的空當。”蔣巨峰委員認為。

　　不少委員指出，修法時應做好食品安全法和農產品質量安全法的銜接。劉振偉委員認為，“我們過去的管理體制是分段管理，當然現在有一些整合，但食用農產品和食品的界限實踐中不是很清楚，管理的邊界也不是完全清晰。”

　　洪毅委員說，第一章第2條中只是把生產環節和經營環節納入了食品安全的范圍，沒有把食品安全的源頭環節納入進去，只是提出了供食用的源于農業的初期產品，也就是食用農產品的質量管理，按照農產品的質量安全法有關規定來監管的，沒有將兩部法律有效地銜接起來，統籌考慮。

　　落實地方官員責任

　　實行監管責任終身制

　　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邵寧說,這次修改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加大對政府的追責。“如第141條之后基本都是新增加的內容，政府要做的工作很多，風險也很大。”“在保障食品安全的過程中，政府的主要責任在行業規范、行業管理以及食品安全的監管。“政府部門作為食品安全的監管部門，也要承擔起責任，要實行監管責任終身制。”在昨天的審議中，梁勝利委員指出。

　　蘇曉云委員認為，應強化責任追究，地方的行政長官應該對地方的食品安全負全責。“當然不只是一個主要領導負責的問題，管理單位、生產單位、執法主體該負什么責任，都應該明確，應該強化。”

　　草案進一步加大了違法處罰力度，但白志健、黃潤秋等多位委員認為仍然不足以震懾違法企業，列席會議的全國人大代表趙靜建議取消罰款最高上限。

　　基層存在監管盲點

　　宜建立由下而上的問責制

　　羅亮權委員說，不少生產經營者見利忘義，加之地方政府和部門監管脫節不到位的問題，食品安全問題成為一大公害。“建議省、州、縣都要建立一支食品安全執法隊伍，有人專管查處工作。對食品藥品監管部門沒有按照食品安全法規定要求，在執法中有失職瀆職的，也要追究食品監督部門人員的行政法律責任。”任茂東委員在就食品安全法所做的調研中發現，部分食品安全監管人員在工作中存在“三重三輕”的問題：“重審批輕管理，重形式上的檢查輕實質的檢查，重罰款輕服務。”為此，任茂東委員建議，建立由下而上的問責制。“應增加規定，消費者或者其委托人、或律師有權追究管理者的民事責任。不僅追究企業的責任，同時追究監管人員的民事賠償責任。”

　　龍超云委員說，食品安全問題的重點和難點在農村，建議將修訂草案第6條第一款中“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修改為“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把基層政府包括在內。

　　對話

　　地方官員：監管劃分不明易引起部門“扯皮”

　　趙靜（以下簡稱“趙”），全國人大代表，九三學社福建省副主委、漳州市主委，福建省漳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長，2007年到2011年曾分管漳州市食品安全工作。

　　北青報：您在分管食品安全監管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問題是什么？

　　趙：多頭管理，體制不暢。特別是遇到大的食品安全事件，部門之間職能范圍的界定問題就尤為突出。我記得2011年的時候，全國大范圍出現“瘦肉精”案件，我們做專項整治的時候，曾重點抓過這個問題。但當時查問題的時候遭遇過部門之間的“扯皮”現象。

　　后來我們參照著中編辦的《機關單位的三定方案》去追責，由于其中明確瘦肉精歸農業部門管理，這樣才把關系理順。

　　這次修訂方案里講到檢測檢疫的話題，有些委員提出到縣一級整合資源，這個到現實中操作難度其實很大。比如檢驗檢疫部門、海關是“條條”，農業部門歸在地方，那么這些檢測結果、信息如何互通？如果食品生產企業樣品送檢，送檢也是要錢的，那么這部分經費從哪里出也是一個問題。

　　北青報：問責一般都走什么程序？

　　趙：按照修訂草案的規定，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總體歸到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如果地方出現了食品安全事件，可能會從市一級、縣一級的食品藥品監督部門層面出發，再到政府的分管領導，大概是這樣一個追責過程。

　　北青報：如何看待這次修訂中加大對政府的追責力度問題？

　　趙：我個人認為，修訂草案里對經營主體的處罰力度還不夠，不太符合“最嚴格”這個說法。對于政府部門有關責任人的表述還比較清楚。

　　草案里加大對官員的追責力度，我覺得能起到警示作用。起碼從源頭抓起，先敲警鐘，符合“預防為主”這樣一個原則。這對每一個負責食品安全工作的領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為有了這部法，對于責任的界定更明確，可以讓官員更有責任意識。（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