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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有關負責同志的函：
發函人：王平，中國標準化研究院研究員
梁正，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這次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在網上公開征求意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修正案（征求意見稿）》（后簡稱“征求意見稿”）對于1989年發布實施的標準化法有非常大的進步。其中第十三條規定：“依法成立的社會團體可以制定團體標準，供社會自愿采用。團體標準的制定工作由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規范、引導和監督?！边@對于我國精簡政府職能，打破政府對產業自愿性標準化的壟斷，發揮社會團體（后簡稱“社團”）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培育產業標準化的自組織能力，用市場機制推動產業自身的標準化，提高產業創新能力都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這對于我國的標準化體制改革是突破性的，將徹底改變我國原有的標準化體制不承認自己的團體標準，卻在國際貿易中承認國外發達國家的團體標準的現狀。
但是，我們對于征求意見稿中方案的有些內容還持有不同的看法，提出意見如下： 一、關于推薦性標準 征求意見稿的第九條和第十條，把我國標準分為強制性標準和推薦性標準。 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規定了我國的推薦性標準有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征求意見稿關于推薦性標準的制度安排和1989年頒布實施的標準化法基本上沒有改變。 首先應該明確，推薦性標準是產業（企業）自愿使用的標準。國外都稱為自愿性標準。這類標準與國家安全、人身健康安全、環境保護等政府應該監管的強制性內容無關。 其二，1989年采用的這種制度安排基本上是受到計劃經濟條塊分割管理體系的影響來設計的，區別是計劃經濟中的這類標準是“強制性的”，1989年之后受到發達國家標準化的影響，改成了“推薦性”。但是，這種制度安排對于我國當前面向市場經濟的體系就存在非常大的問題。對于市場來說，推薦性國家標準、推薦性行業標準、推薦性地方標準都是“政府標準”，或者說都是政府向企業推薦的標準，從功能上沒有什么區別。 第三，這種制度設計造成了我國政府的推薦性標準化體系中的“多決策主體”，包括中央政府委托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負責國家標準化，若干行業政府部門負責行業標準化，以及地方政府負責地方標準化。多決策主體之間均為非隸屬關系，處于競爭狀態，非常容易形成互相之間不買賬，爭地盤，所制定的標準互相矛盾等現象。例如，如果行業主管部門與一項國家標準的意見不一致，就完全可以自行制定其行業標準，并且要求自己主管的行業要符合該行業標準。這種標準化多決策主體對于市場運行的干涉和阻礙越來越明顯，特別是在我國經濟實力大大提高之后，各行業管理部門都可能有自己主管的國有企業的利益訴求，各個地方政府也有自己地方市場的需求和地方企業的利益訴求。各個決策主體制定推薦性標準不會受到明確的約束，完全可以自行其是。這對于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有著極大的損害。 第四，我國政府負責管理制定的推薦性標準，全部都需要財政資金來支持。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自愿性標準（包括國家標準）都是社會團體制定的，他們的經費都是靠市場運作來完成的。歐洲每個國家中只有一個國家級標準化組織能夠得到政府的少量補助，所占該組織運行經費的百分比也很少，美國國家標準化組織根本就得不到政府給予的經費補貼。而我國由于存在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和地方標準，所有不同的政府標準化管理主體都需要相應的財政經費，包括運行管理，標準制定等費用。不同的決策主體還出臺不同的標準化鼓勵政策（也包括經費），本來應該由市場承擔的費用卻是由政府來承擔了。在我國加入WTO之前，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曾經以應對加入WTO為由，向財政部申請了幾個億資金，結果出現了全國制定標準大躍進的情況。所以這種制度安排與當前改革所倡導的政府簡政放權是背道而馳的。 第五，我國政府的推薦性標準化多決策主體不僅造成政府組織制定的標準會有矛盾，也造成近些年團體標準化試點中出現很大問題。本人的調研發現，在我國半導體照明產業中就出現了很多有政府背景的標準聯盟組織，有科技部支持的、行業部門支持的、地方政府支持的等等。很多聯盟的名字都很類似，做的標準化項目也都重疊。而且互相之間不買賬，不遵守標準化“公開透明”的基本宗旨。實際上這些現象產生于我國政府各個部門都掌握有對推薦性（自愿性）標準化管理權的結果。 第六，學術研究表明，如果希望社會當中在某一領域發展出民間組織，激發民間的活力，政府就應該退出該領域，不與民間做相同的事情。否則，由于政府在國家管理上的權威，它和民間標準化組織處于完全不平等地位，就很難發展出相應的民間標準化組織。所以，政府如果把行業（產業）的標準化讓位于民間，將會自然激發產業中發展社團標準化的動力，是提高產業標準化能力和創新能力的有效舉措。 對我國推薦性（自愿性）標準化的改革建議： 1、建議撤銷行業部門和地方政府對推薦性標準化的管理，同時取消我國的推薦性行業標準和地方標準。政府負責管理的標準只有國家標準一種。這樣從根本上把政府推薦性標準化的多決策主體改變為單決策主體。同時按照“征求意見稿”的第十三條，鼓勵社會團體組織制定自愿性標準。這樣，不同的行業可以大力發揮產業的自組織作用，讓產業培育和發展出有能力的標準化協會組織。這種改革可以大大減少政府承擔的標準化經費，轉而由社會和產業自行消化。 2、因為國家推薦性標準化還是為產業運行制定標準，建議國家標準的管理，一方面由中央政府委托的一個政府部門進行管理，另一方面應建立政府和產業的共同決策機制。政府的標準化管理部門不要定名為“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應該稱為“國家標準局”。因為這個部門根本不是“委員會”，而是一個純粹的政府行政管理部門。所謂建立政府和產業的共同決策機制，我們的建議是成立一個真正的“國家標準化委員會”，該委員會的委員組成應該主要包括政府官員和我國支柱產業中的企業家，同時也應該邀請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專家?！皹藴驶瘑T會”負責國家推薦性標準化的重大決策，戰略發展，審核有關推薦性標準化政策等。“國家標準局”則負責推薦性國家標準立項、技術委員會的組織、標準制修訂管理、標準最終的批準發布等管理工作。
如果國家標準局的成立不能一步到位，可以適當考慮分步改革的方案。如，在撤銷行業推薦性標準和地方推薦性標準的基礎上，成立由各方面專家、特別是產業界代表組成的國家標準化（專家）咨詢委員會，為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乃至國務院提供重大事項的決策咨詢。 二、關于強制性標準 征求意見稿的方案把強制性國家標準和自愿性國家標準的管理歸口到相同的政府機構“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即現在的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同時削弱了行業部門和地方部門對強制性標準的管理權。行業部門只能提出強制性標準的立項申請，并且組織標準的制定、實施和監督（修正案的第九條、第十條和第十一條）；第十二條隱含的意思是，地方政府不具有申請強制性標準立項的權利，以及不具有組織制定、實施強制性標準的責任。第二十三條規定，強制性標準必須執行。不符合強制性標準的產品、服務，禁止生產、銷售、進口或者提供。 首先，我國標準化界對強制性標準有一個非常普遍的認識，即我國強制性標準就是WTO界定的技術法規（政府的法規文件），必須強制執行。但是，法律界的學術研究和案例分析發現，這種認識存在著極大的偏差。實際上我國的強制性標準一直沒有在法律體系中建立起應有的地位。 國內法律界的專家論證說，強制性標準在我國還不屬于正式的（直接的）法律淵源，僅僅屬于非正式的（間接的）法律淵源?，F有的法律體系中，到底強制性標準是屬于法律的組成部分，還是屬于行業規范，是分辨不清的，因此不能作為法院的審判依據或為法院參照適用。作為技術規范性文件，符合強制性標準可以作為一種法律事實或證據加以援引，但并非一定能作為符合相關法律的抗辯事由。法律界專家認為，為解決理論與實踐中的困惑，強制性標準須經提煉并經過立法程序轉化為技術法規，作為規章確立明確的法律地位。 還有專家指出，在我國法律與（強制性）標準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區別，主要表現在：調整關系不同，目的不同，核心要素不同，通過程序與頒布機構不同，規范的組成部分不同，解釋主體不同，時效不同。關于規范的組成部分，每一個法律規范由行為模式和法律后果兩個部分構成。行為模式一般有授權（可以為）、命令（必須為）、禁止（不得為）三種。法律后果有兩個，一個是肯定性法律后果，另一個是否定性法律后果。標準規范不直接調整人的行為，不規定行為模式和后果，只能規定生產、管理 、服務要求。對標準的違反，要依靠援引性法律規范的規定來處罰。所以，我國的強制性標準并不具有法律的一般特征，更為重要的是制定強制性標準的標準化部門、衛生部門、農業部門、環境保護部門、工程建設等部門制定標準的權力來源并不屬于授權立法，如果可以任其具有法律效力，實際上就是放任行政權的隨意擴張，也就是行政權對立法權的侵犯，違背了行政法治原則。 衛生系統的專家論證說，強制性國家衛生標準的制定者更多是標準化行政部門，從這個意義上講，強制性國家衛生標準更多地“近似”于部門規章，即國務院衛生計生行政部門制定的章程。但強制性國家標準畢竟不是規章，兩者在制定、發布程序及內容方面，均有較大差異。在我國目前的法律體系中并不存在技術法規這樣的說法，《立法法》中也沒有技術法規的規定，強制性國家衛生標準的法律地位也就失去了法律理論的支撐。 征求意見稿取消了地方政府制定地方強制性標準的權利。但是，這是值得商榷的。地方由于地域的特殊情況，可能會出現某些監管的需求，需要技術法規的支持。這在國家層面由于不了解情況，國家層面的技術法規可能無法滿足地方政府的需要。這個問題也需要在我國技術法規體系建設中給予解決。 我國強制性標準的改革要解決這些方方面面的問題，必須有法律界的介入。在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的情況下，依然把強制性標準和自愿性標準混在一起進行管理，不但讓強制性標準在政府監管的時候發揮不了正常的法律作用，而且在強制性標準管理上勢必產生混亂。 第二：從89年標準化法的實踐到現在來看，我國強制性標準管理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 1、強制性標準的立項相對隨意，并不經過相應的法律程序進行司法審查。在實際操作上僅僅是行業部門在標準立項申請上注明該標準申請為強制性國家標準，而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的立項審批并不配備法律專業人員，強制性標準批準立項程序和推薦性標準的批準立項程序是相同的，所以強制性標準立項的批準僅僅是形式上的。 2、強制性標準制定的最終審查和批準沒有正規的法律界認可的程序。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的審查及批準程序僅僅借鑒了國際標準化組織自愿性標準的審查批準程序。把這種對自愿性標準的審查批準程序應用于強制性國家標準對于技術法規類文件的出臺是不嚴肅的，也造成在專家學者追究其法律淵源的時候無法辨別的結果。 3、強制性標準的實施。法律界已經有一些司法案例分析，強制性標準在法官進行判案的時候造成對強制性標準在司法裁判中的適用性存在著不同的理解。有的認為被告如果對產品的標注符合了強制性標準就應該看作履行了法律規定的義務，不構成對原告權益的損害；還有的則認為被告的行為雖然可能符合了強制性標準的要求，但也可能并未充分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 例如，曾經發生過的“奧美定”事件和“龍膽瀉肝丸”事件說明，中國法院對強制性標準存在盲目崇拜，使其賦予符合強制性標準抗辯較高的證據效力。法院對強制性標準的尊重實質上是對立法和司法權力的尊重，但這會導致產品符合強制性標準又致害時，受害人無法獲得救濟。這種案例顯示，被告生產的產品都是符合國家強制性標準的醫療產品，已經過國家機構的嚴格審批，都導致消費者嚴重傷害，引起不良的社會反響。因此，當產品符合強制性標準仍然致害時，符合強制性標準抗辯成為受害人救濟落空的幫兇。 這種案例說明，我國的強制性標準在實施過程中并不像標準化界所理解的那樣簡單——“我國強制性標準就是WTO界定的技術法規，必須強制執行”。所有這些問題的解決都是標準化界無法勝任的，應該有法律界的深度介入來解決。 對我國強制性標準化管理的改革建議： 我國強制性標準化管理改革可借鑒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如歐盟、美國）的管理經驗。具體原則是，一方面把強制性標準轉化為技術法規，納入國家的法律體系（上位法要進行修訂），由專門的（司法）部門進行管理（與推薦性標準的管理徹底剝離）；另一方面，具體技術法規的內容要包括兩部分，其一是法律層面的內容，即行為模式和法律后果；其二是技術內容，可以在技術法規管理和推薦性標準管理剝離之后，在行政管理上建立兩者之間的關系；在技術處理上采用法規的技術內容盡可能引用推薦性國家標準的辦法。如果國家推薦性標準沒有相應的內容，技術法規管理部門可以向國家標準管理部門提出制定一項推薦性標準的要求。這也是發達國家普遍采用的做法（如歐盟采取的的方法）。這種做法的好處是，既可以解決司法部門不懂技術，標準部門不懂法律的尷尬，還可以把法律的剛性和標準對技術和市場的敏感性很好地結合起來。這樣，建立技術法規就正式成為立法的組成部分。 還有一個重要問題是，在強制性標準的體制改革（技術法規體系建設）中如何更好地發揮行業政府部門和地方政府部門積極性的問題。各行業部門和地方政府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在國家安全，防止欺詐，保護人身健康或安全，保護環境等方面都負有重要責任。他們處在各自行政管理的第一線，了解具體情況，知道監管的實際需求。所以，他們在技術法規體系建設和實施監管方面應該是主力軍，應該賦予他們更多的權利，也讓他們承擔更多的責任，而不是削弱他們的權利。 以上是基本原則。操作層面我國不一定完全照搬國外的做法。而且歐美的做法也不完全一致。但是我國的體制與歐盟國家有著更多的相似之處，因此，可以考慮更多地借鑒歐盟國家的體制因素。 操作層面的具體建議如下： 改革目標應該是成立專門的技術法規管理機構，要有足夠的法律班底進行支撐。該機構相當于一個司法分支機構，與推薦性國家標準管理機構原則上是互相獨立的。 也可以考慮分步改革的方式，先將強制性國家標準交由國務院（法制辦）直接管理，采用類似人大委托立法的方式明確其法律地位，而國家推薦性標準的管理部門只提供專業咨詢和業務支撐；在這種模式下，行業強制性標準保留的必要性不大，因為同樣可以采取由人大委托相關部門立法、法制辦審查、人大審議通過的方式，與強制性國家標準的不同之處主要是專業性和通用性的差別。而地方強制性標準則可以采用地方人大委托立法的方式，流程基本一樣。 由于把強制性標準轉入技術法規體系還有很多沒有理清的問題，建議這次標準化法的修訂并不解決技術法規的問題，只解決推薦性國家標準的問題。新成立的技術法規管理機構應提出把我國強制性標準納入法律體系的具體方案，確定是否出臺關于技術法規的有關法律，以及有關上位法律的修改完善方案，例如《立法法》是否需要修訂。 三、關于企業產品或者服務標準自我聲明公開制度 征求意見稿第二十四條規定，國家實行企業產品或者服務標準自我聲明公開制度。企業公開自行制定的產品或者服務標準，應當包括產品、服務的功能指標、產品的性能指標以及相應的檢驗方法。企業公開所執行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或者團體標準，應當包括標準的代號、編號和名稱。企業生產的產品、提供的服務應當符合企業公開標準的要求。 第三十八條規定，企業生產、銷售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不符合其公開的標準要求的，由有關行政主管部門依照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給予行政處罰；造成他人損失的，依法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違反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企業未公開其執行的產品標準，企業公開的產品標準與所執行標準不一致或者企業公開標準弄虛作假的，由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改正，并在企業標準信息公共服務平臺向社會公示；逾期未改正的，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款。 這意味著，企業執行的自己企業標準，以及執行的國家標準無論是強制性國家標準還是推薦性國家標準都要公開，公開之后如果產品不符合這些標準就要受到處罰。 首先，關于企業標準的公開。 企業標準是企業的私有標準，也是企業的私有財產。企業的私有標準中還可能涉及到企業研發技術的核心機密，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我國公司法第三條規定，“公司是企業法人，有獨立的法人財產，享有法人財產權。公司以其全部財產對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公司的法人財產權是受到法律保護的。所以，要求企業公布其企業標準違反公司法的。 關于企業私有標準是否能夠公開，還可以從以下問題來考察。 l 可以讓我國高鐵機車制造公司公開他們的機車車輛標準嗎？ l 可以讓華為公司公開他們在全球銷售的通信設備標準嗎？ l 可以讓微軟公司公開他們在中國銷售的辦公軟件產品標準嗎？ l 可以讓波音公司公開他們在中國銷售的飛機標準嗎？ l 可以讓蘋果公司公開他們在中國銷售的手機和電腦標準嗎？ 其中內在的邏輯是不言而喻的。這就好像要求公民個人把自己的私有財產拿到街面上來展示是一個道理。私有財產不容侵犯，理應受到法律的保護。政府讓企業公布其私有標準可能還會泄露其核心機密，造成企業的損失。 這里要區別，企業愿意公開的產品技術規格信息和質量承諾信息，以及政府強制要求公開的涉及安全、人身健康、環境保護標準。特別地，質量承諾信息的公開也是自愿的，因為它和安全、人身健康、環境保護等政府的強制性要求無關。我國很多人認為產品質量和產品安全是一回事，其實需要嚴格區分。把這兩個概念混在一起非常容易造成政府監管的擴大化。對這個問題在后面還會作進一步進行說明。 第二，關于企業公開執行的國家標準。 要求企業公開所執行的強制性國家標準，產品指標低于強制性國家標準就判為違法沒有問題。但是要求企業公開所執行的推薦性標準，產品指標低于所公開的推薦性標準判違法，進行處罰是錯誤的。 推薦性標準的基本含義是企業自愿執行。但是按照第三十八條的規定，結果是推薦性標準變成了強制性標準。因為所有推薦性標準都是推薦給企業執行的，這里引申的含義是所有的推薦性國家標準都會變成強制性標準。這種邏輯造成法律條文的自相矛盾。這也會造成非常嚴重的過度執法問題，造成政府在對違反自愿性標準進行監管的越位行為。 企業是否公開執行國家推薦性標準是企業的權利而非義務，企業應當有權利選擇公開還是不公開，公開標準實際上是對自身的督促、對消費者的承諾、給競爭者的壓力，就如同特斯拉公司將其電動汽車的專利全部免費開放一樣，是一種競爭策略，而不應當是必然義務。既然標準是自愿執行的，政府沒有必要去鼓勵企業公開這類標準。經過政府的鼓勵，企業真正公開之后又面臨懲罰的危險，則政府有釣魚執法的嫌疑。 第三十八條的主要問題在于它賦予了標準化行政部門處罰權。如果企業根據競爭策略自主選擇公開一項標準（包括企業標準或國家推薦性標準），但是在實際當中卻出現未能達到該標準的情況，出現該類問題有可能屬于企業的誠信問題，體現為未履行對消費者的承諾，屬于商業欺詐（前提仍是企業有權選擇公開還是不公開），應當依據合同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規來予以懲處，而不是標準化管理部門實施行政處罰。 還需要澄清的是關于企業的質量承諾。這個問題與政府是否應該對企業的產品技術質量問題（非國家安全、人類健康安全、環保等問題）負責有關。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企業生產的產品沒有達到某項國家推薦性標準，或沒有達到企業自己的企業標準（即產生了次品），但是并沒有造成國家安全、人類健康和安全、環保等政府應該強制監管的問題，到底應該是靠市場的優勝劣汰，還是政府要出面對這樣的企業采取懲罰措施呢？如果是搞計劃經濟，肯定應該是政府負責，但是搞市場經濟，政府就不應該為這種企業產品質量問題承擔責任，而是應該靠市場來決定，讓市場的資源配置和優化機制發揮應有的作用。但是由于受到計劃經濟的影響，我國的政府部門一直認為政府應該承擔這種責任。其結果卻總是讓政府很多情況下處于非常被動的地位。 建議：刪除征求意見稿中與企業產品或者服務標準自我聲明公開制度有關的條款。或明確除強制性標準外，企業對于所執行標準有公開的權利、而無公開的義務，取消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對除強制性標準執行義務之外的行政處罰權。 四、關于我國的聯盟組織 征求意見稿第十四條規定，國家鼓勵企業制定嚴于國家標準或者行業標準、地方標準的企業標準。企業和企業間聯盟可根據需要自行制定企業標準。 我們主要針對“企業間聯盟”提出看法。 首先，“企業間聯盟”沒有嚴格的定義。聯盟這個詞本身就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它可以指各種組織形式的聯盟，也會包括社團（協會）類型的組織。企業之間的聯盟可能也有各種不同的形式。 我國在當前對這個概念的理解可能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可以理解為，市場中的幾個強勢企業在某一技術領域無法在競爭中單獨取勝，他們可能會聯合起來開發技術或制定標準，為在市場中取得競爭優勢，共享成果。這種聯盟的組織形式可能就是靠互相之間簽署的協議來定義。協議中規定組織的目標、任務、成員的責任和義務以及組織運行的規則，等等。它與一般社團（協會）的本質區別是不設立董事會，沒有組織章程，進入這種組織的門檻高且相對封閉。它不會采取開放的會員形式。我認為，這種“企業間聯盟”在嚴格意義上應該稱為“企業協議集團”。這種聯盟制定的標準是為了市場競爭，試圖在市場中獲取利潤，屬于私有標準的性質。國際上類似聯盟的例子有DVD領域里的3C集團，6C集團，美國半導體產業的SEMATECH聯盟等。 第二種可能會理解為國內近些年大量成立的“企業聯盟”組織。例如閃聯聯盟、半導體照明聯盟等等。這類組織現在基本上都采取了開放型的組織構架，成立董事會，建立章程，開放的會員制（在社會上大量招募會員），制定標準也是開放的，遵守開放透明、協商一致的基本原則，不是限于內部少數企業的小集團利益，而且在網上公開向全社會征求意見，協調產業的利益。這些聯盟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都已經不是少數企業間聯盟（企業協議集團）的性質。他們基本上都是協會（或民政部門定義的社團）的性質。國際上也有一些聯盟，他們并不是企業協議集團，而且采取非常開放的組織形式，例如互聯網技術領域中非常有名的IETF就屬于這種聯盟。 我國這些聯盟的成立，主要起因于進入21世紀之后，政府開始以產業聯盟的形式推動產業創新。2008年科技部等六部門發布文件《關于推動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構建的指導意見》（國科發政［2008］770號），希望通過在產業中推動建立技術創新戰略聯盟，提高產業的競爭力?？萍疾刻岢龅姆桨富旧鲜恰捌髽I間聯盟”或“企業協議集團”的做法——企業之間共同簽署成立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的協議，不到政府有關部門去注冊法人單位。但是這些聯盟在一開始就注定不可能以企業協議集團的形式長期存在。首先，我國的產業界還幾乎沒有或者極少那種強勢企業已經掌握了可以在國際市場中參與競爭，并且還必須與其他企業聯合才能發揮優勢的技術。其二，我國當前基本上沒有這種聯盟生存的土壤。企業協議集團在我國不是法人，在其實際運行的時候會遇到很多障礙，包括機構合法性的認定、銀行賬號，等等。這些聯盟為了能夠成為科技部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的試點單位，會員之間都簽署了聯盟協議，但是他們很快又都尋找機會到民政部門注冊成為正式的社團法人單位。例如：閃聯聯盟就注冊成為北京市閃聯信息產業協會，國家半導體照明聯盟就在中關村注冊成為了中關村半導體照明聯盟。這種注冊的前提是，機構的組織構架不能采取企業協議的形式，而是要完全符合民政部門要求的社團（協會）的形式，即要成立董事會，還要制定組織章程的形式。這類聯盟所制定的標準不是私標準，他們通過正當的標準制定程序基本上保證了公開透明、協商一致，協調了產業利益。所以他們的標準不能劃在企業標準的范疇之內，而應該屬于社團標準的范疇。 由于企業聯盟、企業協議集團的法律地位在我國尚未明確，而要解決相關問題需要民法總則（征求意見稿已經發布，其中對社團法人、財團法人有專門規定），乃至民法典的編纂，所以即使提出，也很難在標準化法這樣一部下位法里體現。 對征求意見稿第十三、十四條的修改建議： 建議：把第十四條中的“企業和企業間聯盟可根據需要自行制定企業標準”改為“企業可根據需要自行制定企業標準”，去掉和聯盟有關的文字。企業聯盟和企業協議集團的法律地位在民法總則里明確之后予以解決，屬于社團性質的組織制定的標準自然就是社團標準，沒有社團法律地位的自然就是企業標準。 以上拙見，供參考。 敬禮！
（來源：王平的標準化主題的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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