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人發1000元

每人發1000元
2009-1-23   來源:證券日報

證券日報社長用頭版整頁大膽建言:給每人發1000元   

   我們堅信，對中國13億人口每人發1000元，這不僅僅是擴大消費最直接、最有效、最簡單、最有力的辦法，也是熨平社會貧富差距，讓人人真正分享改革成果最直接、最有效、最簡單、最有力的辦法。  

    我們堅信，對中國13億人口每人發1000元，這不僅僅具有深刻的經濟意義，而且具有長遠的社會意義。  

    我們堅信，對中國13億人口每人發1000元，這絕不是夢想，即使今天不做，不久的將來勢必要做。這絕不是一時一事之需，為了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平穩發展，勢必成為一種常態行為。  

關于“給每人發1000元”的深度思考  


     空谷足音，聲振林木。  

    《證券日報》2008年12月17日發表的評論《刺激消費，直接發錢又何妨》，以及12月18日刊發的讀者來信《給每人發1000元，為什么不可以》，一經刊出立即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由此而展開的《給每人發1000元，為什么不可以？——民主建言》大討論，更是如火如荼，反響強烈。  

    1個多月來，社會各界乃至旅居海外的學者紛紛投書《證券日報》參與討論，新華網、人民網、中新網、中國經濟網、CCTV等各大網站及眾多媒體先后轉載相關文章。十名學者日前還以聯名的方式在討論中提出“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擴大國內消費需求，最簡單、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給民眾發錢”的鮮明觀點，并對具體實施路徑進行了探析。  

    透過現象看本質。一項看似普通的民主建言，何以引起社會各界如此深度垂注？  

    深入分析，我們認為，“給每人發1000元”不僅具有現實的經濟意義，更具有深遠的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值得有關方面高度重視。  

    2008年1月，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汽集團副總經濟師邢普曾提交過一份《建議研究全國人民每人發放1000元以分享財政收入高增長的提案》 ——  

    全民共享發展成果呼聲日久  

    2008年12月18日，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明確指出：“我們一定要堅持抓好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更好地做到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我們要時刻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愿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多為群眾辦好事、辦實事。”  

    胡錦濤總書記這一嚴肅的要求，代表了深切的民聲。  

    實際上，類似“給每人發1000元”，讓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呼聲，近些年時有閃現。  

    較近的比較“正式”的呼聲是2008年1月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汽集團副總經濟師邢普提交的一份《建議研究全國人民每人發放1000元以分享財政收入高增長的提案》。  

    邢普委員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讓人民直接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作為當時CPI高增長的補貼，以快速刺激內需。  

    邢普的這一提案，一石激起陣陣漣漪，但終因這一設想在我國實在“太新”，后來沒被“立案”而沉寂。  

    而隨后，我國澳門、香港等地區效仿新加坡等國“全民分紅”的舉動；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有“歐元之父”之稱的羅伯特?蒙代爾前不久建議中國政府向全國老百姓發放規模為1萬億元人民幣的購物券；最近日本向全民每人派發1.2萬日元的“紅包”、臺灣地區向每位居民發放3600元新臺幣的做法等等，又讓國人燃起對“每人發1000元”的期盼。  

    特別是，隨著國際金融風暴愈演愈烈，國家提出擴大內需保增長，“每人發1000元”作為刺激消費、拉動內需的重要選擇，再次納入社會各界關注的視線。  

    其實，邢普的提案，在中國有著深厚的社會文化基礎。  

    溯源中國文化，先秦儒學就有關于社會正義的判定。孔子注意到社會分配問題，反對貧富過于懸殊，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中國近代仁人志士都有過“均貧富”理想追求。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闡述其革命理想時，將建設“大同”社會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  

    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一個重要的戰略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廣泛開展土地改革運動。這在當時既是經濟的需要，更是政治的需要。  

    改革開放后，我國實行的政策是“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裕”。也就是說，先富不是目的，而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途徑和手段。在經濟發展中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方向，使公平與效率兼顧，扼制兩極分化，縮小國民收入分配差距，改變不合理的分配關系，這成為我們黨的基本政策。  

    因此，如果說，邢普委員提出“每人發1000元”，主要是作為當時CPI高增長的補貼，以快速刺激內需的話，那么，近期《證券日報》在CPI已明顯回落、國際金融危機正向經濟危機演變的新背景下，展開的《給每人發1000元，為什么不可以？——民主建言》大討論，則是從刺激消費保增長著手，深度剖析其社會及政治影響，無疑具有更深刻的現實意義。
拉動內需的重要舉措是擴大消費，借鑒國際成熟經驗，并從我國具體國情出發，“給每人發1000元”則是——  

    擴大消費保增長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我們知道，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是投資、消費和出口。  

    隨著國際金融危機逐步演變為經濟危機，全球經濟悄然步入衰退周期，使得作為我國經濟增長重要引擎的出口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將面臨十分困難的窘境，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將受到很大的制約。在此背景之下，擴大內需保增長便成為我們的必然選擇。  

    而擴大內需不外乎兩條路徑：一是擴大投資，二是刺激消費。  

    目前，我國已經提出利用4萬億元投資拉動內需的總體思路，各地政府也提出了據稱總計高達近20多萬億元的配套投資計劃。此舉非常及時且必要，必將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  

    然而，這一計劃的實施需要一個過程，要見到成效再快也得一年半載，難以在短期內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過分依賴投資拉動內需的負面效應不容忽視。以政府為主體的大規模投資，會抑制居民消費的合理增長，直接導致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失衡。過去25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率逐步上升，而最終消費率不斷下降，導致我國目前最終需求結構嚴重失衡即是明證。  

    同時，我們還注意到，據國家統計局披露，2007年我國GDP中消費的比重僅為38.6%，與發達國家普遍60%-70%的水平相去甚遠。  

    因此，我們認為，拉動內需的重要舉措是擴大消費，借鑒國際成熟經驗，并從我國具體國情出發，“給每人發1000元”則是最直接、最有力、最簡單、最有效刺激消費的好辦法。  

    首先，“按人發錢”有其理論基礎，也有成功的實踐。  

    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早在1938年《消費者信貸和失業》一書中，就提出了“社會分紅”這個概念。他也是世界各國通行的GDP核算法的兩個主要創始人之一。  

    在米德看來，國家理應“將利潤的一部分作為社會分紅分給消費者”。同時，他還認為，“社會分紅”是一種“反周期”的政策工具，在經濟蕭條時期能夠起到擴大消費的作用。  

    米德的這一新理論，是對傳統經濟學的挑戰。于是，該理論從西方到東方逐漸被廣泛運用：無論美國，還是新加坡；不僅適用于國企利潤大增時，而且適用于政府稅收增收超過一定比例時，比如我國香港地區只要稅收增長超過2%即考慮全民分紅。  

    其次，投資需求是中間需求，消費需求是最終需求，投資需求最終也要轉化為消費需求，才能保證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而有實證研究表明，按人發錢比投資刺激內需具有更高的效率。  

    有關專家測算，同樣一筆錢，用于投資大概有10%能轉化為消費需求，而如果按人發錢，大概有83%會轉化為消費需求。  

    這說明，為了啟動同樣大小的消費，讓人民得到同樣大的利益，使用按人發錢的辦法只需花費投資的1/8就夠了。這將極大地節約資金，極大地降低金融風險。  

    這也意味著，如果“每人發1000元”，共計發放約1.3萬億元，將會有上萬億元轉化為消費需求。這將是一個多么可觀的數字。  

    因此，有專家指出，按人發錢這項創新“工具”，比使用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更有效率、更安全，可以作為宏觀調控除了利率、匯率和存款準備金率以外的“第四杠桿”。  

    第三，普通老百姓不是有錢不消費，而是沒錢消費。  

    統計數據表明，我國人口的55.1%在貧窮的農村，城市人口的60%每天支出沒有超過3美元，這些人口都具有很高的消費傾向。  

    根據經濟學中的邊際效應和乘數效應，窮人手中所增加的錢會更傾向于消費，最終促進經濟增長。因此，“給每人發1000元”，這些錢到了量大面廣的低收入人群手里，更能迅速地拉動國內消費市場。  

    第四，“給每人發1000元”與通貨膨脹是特殊關聯。  

    有人擔心“給每人發1000元”會帶來通脹。其實，如果這筆錢不是央行新發鈔票來解決，沒有引起貨幣總量的變化，引發通脹的壓力就很小；只要通脹的水平被維持在正常且足以刺激經濟的情況下，其對經濟的影響就不是負面的。而且，有專家研判，“給每人發1000元”可能帶來的通脹，是有利于窮人的通脹。可以說，為解決需求不足，可每人發1000元，而在治理通脹中，也應該是每人發1000元。因為這樣做，要比硬性限定價格而扭曲市場信號好得多。  

    考慮到上述種種因素，我們認為，這筆錢由財政來出是一個較好的選擇。  

    近年來，我國財政收入持續大幅增長。2005年全國財政收入為31649.3億元，是1993年的7.28倍；2006年達39373.2億元，同比增長24.4%；2007年達51321.78億元，同比增長32.4%；2008年預計超過6萬億元，同比增長19%左右。  

    如果每人發1000元，共需發放約1.3萬億元，僅占2008年財政收入的1/5左右。同時，這1.3萬億元相比國家4萬億元、地方政府近30萬億元投資計劃，無疑也是很小的。  

    第五，直接“給每人發1000元”，讓國民自己決定如何花費，對刺激消費的效果更好，也更受歡迎。  

    中國古代思想家孟子曾勸誡“分生不分熟”，意思是說應該把生食品分給大家，讓大家根據自己的偏好蒸、炒、煎、炸，這要比把食品煮熟了分給大家更受歡迎。這就是說，與其讓政府包辦福利，還不如把錢發到個人手里，讓消費者自己決定如何花費。  

    有關專家指出，公共產品過多可能導致市場失靈，中國的窮人更需要私人產品，而對公共產品的需求是更高級的需求。同時，直接發錢的另一個好處是，讓消費者選擇救哪些行業、救那些企業，這樣更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  

    第六，直接“給每人發1000元”，由此刺激及時消費，長遠看還可以撬動信用經濟，形成良性循環。現代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美國人把信用無限擴大，造成次貸危機，這不對。而我國老百姓的經濟信用幾乎沒用起來，這也與現代市場經濟要求格格不入。  

    僅從以上六方面觀之，著眼刺激消費保增長，立足直接、有力、簡單、有效，“給每人發1000元”顯然具有突出的經濟學意義。
    目前我國貧富收入差距逐漸擴大，兩極分化傾向十分明顯。從政治學、社會學角度看，“給每人發1000元”這一方式是——  

    縮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舉措  

    如果從更宏觀的視野觀察，“給每人發1000元”的重大意義遠不止于經濟意義。  

    我們再從政治學、社會學角度看，這樣的方式無疑有利于縮小相對貧富差距，體現人人平等，創造和諧的社會氛圍。  

    國家統計局2008年12月18日發布的報告稱，2007年我國基尼系數由2000年的0.412擴大到0.458。此前民間的說法多是，2007年我國基尼系數為0.48。盡管各方給出的數據有所差異，但共識是我國基尼系數已經接近0.5，遠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  

    基尼系數是20世紀初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創建的用以判斷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標。聯合國有關組織規定，基尼系數若低于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相對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由此看出，目前我國貧富收入差距較大，兩極分化的傾向較為嚴重。  

    而在國際上，除布什政府“充滿戲劇性與轉折”的8年，美國基尼系數由2001年的0.408增長到2008年的0.469外，許多發達國家基尼系數都在相對合理范圍內，如英國為0.36、法國為0.327、日本為0.249。  

    按照一般的社會財富分布規律，往往20%的人口占有80%以上的社會財富。我國由于存在城鄉二元結構，貧富的差別只會更大。同時，由于分配以及權力、資源等要素失衡，導致財富不斷向某些群體傾斜。  

    從均衡管理學的角度講，主觀性分配失衡不僅影響社會穩定，而且對國民經濟發展也影響至深。可以說，解決分配失衡問題已經成為破解當前經濟運行中各種矛盾的一把“鑰匙”。  

    而“給每人發1000元”的思路，正是縮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舉措。  

    首先，“給每人發1000元”實際上就是在進行收入調節，縮小相對貧富差距。  

    試想，甲月收入1000元，乙月收入10000元，兩者的比例是1：10，如果同時給兩人各增加1000元，甲有了2000元，乙有了11000元，二者的比例就成了1：5.5。  

    顯然，盡管一個窮人和一個富人的絕對財富差距沒有縮小，但二者的相對貧富差距，尤其在購買力的差距上則是大大縮小了。亦即同樣數量的錢對于窮人的邊際效應遠大于富人。  

    其次，“給每人發1000元”體現了社會公平。  

    有人可能會說，全國每人都發1000元，富人窮人都發，富人搭了“便車”。其實，作為一種收入的調節方式，這不同于以往的“大鍋飯”。因為，從財政組織收入的主體稅收而言，富人多承擔，而從分配而言，大家都一樣，這就體現了公平。  

    從理論上講，比較理性的社會政策也應當是不加區分地對待每個人，而不是特別地追求讓社會中某一個群體單獨受益。  

    我們知道，中國國情的一大特點是發展不平衡，東西南北、城鄉工農之間差距巨大。僅以弱勢群體的確定來看，就無法劃出一根合理的杠杠。特別是，凡是有行政審批的地方，就成為誕生腐敗的土壤。為了避免上千萬人甚至上億人的收入核準和審批的巨大麻煩，不分貧富每人發1000元則更好，通過消費邊際效應遞減的辦法，實現社會公正和公平。  

    第三，“給每人發1000元”可以惠及全社會各階層、各地區，特別是對破解我國“三農”難題意義重大。  

    目前，我國有9.49億農民人口(按戶籍管理計算)，2007年平均年收入為4140元，而一般的農民家庭平均有4口人，一個家庭年均收入為1.656萬元。如果一個農業家庭可以得到4000元，那么將占到他們年收入的24.2%。  

    另據國務院扶貧辦統計，2008年中國的“絕對貧困線”為人均年收入786元，“相對貧困線”為人均年收入786-1067元。而截至2007年底，人均年收入低于1067元的農村人口共有4320萬人。顯然，4000元對這些家庭來說，更是舉足輕重，許多家庭借此可以直接脫貧。  

    第四，直接“給每人發1000元”比減稅等方式更公平、公正，且立竿見影。  

    有關專家指出，減稅當然是必要和可行的，但減稅并不能直接轉化為消費，也不能直接平衡貧富差距。  

    一方面，目前我國個稅只占總稅收的6%，而且實行新的個稅起征點后，全國大約只有30%的人需繳個稅，個稅的調節功能微乎其微。  

    另一方面，我國內地大部分稅收來自消費和流通環節。這些環節的減稅固然能對企業起到“放水養魚”的作用，但減稅部分能否直接轉變為物價下降和工資上漲，在當今消費者普遍弱勢和勞工相對于資本普遍弱勢的情況下，情形并不樂觀。  

    有人可能會說，美國等國家為刺激消費不是常采取減稅措施嗎？要知道，由于稅制和稅基不同，美國退稅可以保證大部分國民公平地得到現金收入，而中國退稅則只能使大企業和高收入人群增加收入。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給每人發1000元”無疑具有深遠的社會意義。可以認為，什么時候我們也能像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那樣向百姓派發“紅包”，則說明我國社會利益分配改革的歷史出現了“拐點”，向現代、發達、文明的社會又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
    從“取富于民”到“藏富于民”，是一種歷史進步；從“藏富于民”再到“還富于民”，更是一種現代進步。“給每人發1000元”可以彰顯“還富于民”的民本思想，增強人民凝聚力。因此——  

    “還富于民”的民主建言值得高度重視  

    除卻經濟意義、社會意義，我們認為，“給每人發1000元”還可彰顯“還富于民”的民本思想，增強人民凝聚力。  

    我們知道，近些年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圖五)的背后，卻隱藏著一個尷尬的事實。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7年我國GDP增長11.4%，財政收入達51321.78億元，同比增長32.4%，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長17.2%，農村居民收入增長15.4%。如果扣除價格因素，城鎮居民收入實際增長12.2%，農村居民收入實際增長9.5%(圖一)。  

    顯然，政府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高過經濟增長速度，而經濟增長速度又要高于居民收入增長速度。這意味著，廣大百姓成為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受益者的過程中效果不夠直接明顯。  

    這種狀況必須引起有關方面高度重視。  

    專家指出，“取富于民”是過去式，“藏富于民”乃現在式，“還富于民”為將來式。豐裕社會，都應該走過這樣的財稅“三步曲”。  

    可以說，從“取富于民”到“藏富于民”，是一種歷史進步；從“藏富于民”再到“還富于民”，更是一種現代進步。  

    要知道，政府是為國民而設立的，它不過是代為百姓打理管理公共事務而已。從國家倫理角度講，經濟發展的成果理應讓公眾分享。這體現了社會公正，體現了國家正義。無論是國企利潤、稅收收入還是其他調控性收入，在《憲法》“國家財產和收入全民所有”的定性下，都理應由全國人民共同分享。  

    特別是，財政盈余更高效地回饋國民，更大幅度地增進國民福祉，既是財政義不容辭的責任所在，也是評價一個國家或地區財政效率的最佳標尺。  

    值得欣喜的是，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發展依靠人民，發展為了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胡錦濤總書記最近再次強調要“更好地做到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也曾指出：“建設一個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要使人們的聰明才智和創造力得到充分發揮，使改革和發展所創造的社會財富為全體人民所共享。” 溫總理還表示，“我要下決心推進財政體制改革，讓人民的錢更好地為人民謀利益”。  

    因此，我們認為，“給每人發1000元”并非權宜之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正視這一看似普通、實則意義重大的民主建言，通過制度建構來縮小收入差距，消除貧富差距，彰顯“還富于民”的民本思想，積極營造和諧社會的氛圍，已是時不我待。如果我們還停留于財政收入大幅增長等漂亮數據的喜悅之中，而看不到數據背后隱藏的問題，長此下去，就有可能激化社會矛盾，產生嚴重的不良后果。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給每人發1000元”民主建言大討論的大背景是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必須要快一點。  

    鄧小平同志強調“發展是硬道理”，其核心內容就是發展的速度要快一點，歷史留給我們的時間不多，要抓住機遇。  

    從人口學角度看，當前中國也必須爭取機會快速發展經濟。中國國情的最大特點是人口多，目前每年要安排2000多萬人就業，更為突出的是每年有596萬人進入老年行列，到2020年，我國將有老齡人口2.34億人，屆時老齡人口將占總人數的17%，也就是說，每5人中就有一個老年人。趁著年輕大干快上是中國最科學合理和負責任的戰略選擇，白發浪潮迫使我們必須要解決未富先老的問題。  

    我們還應當看到，今天的中國完全具備經濟發展更快一點的條件。經過改革開放30年來的快速發展，預計2008年我國GDP達28萬億元，財政收入突破6萬億元，我們還有20萬億元的居民儲蓄余額、近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糧食生產前所未有地連續5年獲得豐收。同時，我們有9.5億適齡勞動力人口、13.75億人口的內需市場、2.55萬億美元的國際貿易。特別是，世界金融動蕩導致國際石油價格、礦產品價格、基礎原材料價格深度回落。這些基礎條件都給中國快速發展帶來了機會。我們不應懼怕一般的通貨膨脹和全球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  

    作為《證券日報》，深入探討“給每人發1000元”這項民主建言，還有利于實現實體經濟與資本市場良性互動。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必將對資本市場基本面構成有力的支撐。而資本市場的穩定健康發展，又會反過來支持實體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更好地服務于國民經濟發展全局。  

    因此，無論是從經濟學，還是社會學、政治學等多角度分析，我們認為，“給每人發1000元”這項一舉多得的民主建言，值得有關方面高度重視。  

    當然，給中國13億人口每人發1000元的主張不是教條的。如果說每人發1000元不行，那么每人發500元可以嗎？300元也可以啊！同時，是發錢，還是發購物券，這也是可以探討的問題。還有，通過什么程序啟動給每人發錢的動議，這也是可以研究的問題。但不論怎么樣，給中國國民所有的人發錢，這是一個正確的取向。  

    “盼望每人1000元早一點真正發下來，讓消費這駕馬車奔跑起來，從而帶動中國經濟的列車滾滾向前！……”廣大讀者的積極反響和《證券日報》民主建言大討論的陣陣呼聲，必將在歷史上留下光彩的印跡。 (記者 謝鎮江(證券日報社社長) 張 亮)  

    作者簡介  

    謝鎮江，中共黨員，現任證券日報社社長、高級編輯。1978年起從事新聞出版業，曾經先后5次榮獲中國新聞獎，2001年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長期從事財經、產經新聞報道，是中國建材聯合會副會長、中國建材工業經濟研究會副會長。  

    張亮，中共黨員，現任證券日報社編委。1986年起從事產經、財經報道，多篇作品獲中國產業新聞、經濟日報報業集團直屬報刊優秀作品一、二、三等獎，曾擔任中央財經大學碩士研究生論文答辯評委。

[ 本帖最后由 duomeiti 于 2009-1-23 23:35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