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獲諾貝爾獎而眾所周知的青蒿素,是我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經濟、科技都比較落后的情況下,通過大協作研發出來的產物。我有時候在想,如果是放在今天,這樣的成果可能會做不出來。”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藥物研究所研究員陳凱先委員感慨。
這份感慨,源自“十三五”規劃草案提出的“重大關鍵項目上,要發揮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型舉國體制優勢”。7日,在科技界小組討論會上,“舉國體制”成了委員們提到的高頻詞。在陳凱先看來,最能詮釋這四個字的就是“青蒿素”的研制過程。
“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給我們留下的深刻經驗是,在重大關鍵項目實施上要實現大協作。沒有舉國體制,就不可能產生這樣有世界影響力的成果。這并不是說要否認屠呦呦的功勞。我只是想說明,青蒿素從研發到應用,這么多年下來,與‘舉國體制’緊密相關。當時,國家成立了一個“523辦公室”協調統籌工作組,集合了諸多團隊和諸多科研人員參加。”陳凱先說。
屠呦呦因從復合花序植物黃花蒿中提取到一種無色針狀晶體,并證明了它對治療瘧疾的有效性而獲諾貝爾獎。但最初發現的青蒿素,在臨床應用中存在著較突出的不足。它既不溶于水,也不溶于油,不能制成片劑和針劑,只能做成栓劑,通過塞在肛門中由腸道黏膜吸收而發揮作用,無法適用于臨床搶救危重病人。
為了讓青蒿素能制成片劑和針劑,國家決定要組建團隊,研究如何改變青蒿素結構。但這首先必須基于對它化學結構的了解。最終,青蒿素結構由中科院上海有機所和北京生物物理所測定出來,證明了它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新結構。此后,才誕生了兩種新的青蒿素藥物。
“在非洲搶救了幾百萬人的生命,被作為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處方藥,不是原始的青蒿素,而是由中科院上海藥物所和桂林藥物廠制的這兩種新青蒿素藥物。同時,去非洲做臨床和推廣經驗的,是廣州中醫藥大學的李國橋等。當然,為青蒿素發現和應用做出貢獻的科研人員,還不止于此。”陳凱先說。
“有關舉國體制下孕育出的杰出成果例子還不少。比如,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非常令人惋惜的重大成果人工合成牛胰島素,就是中科院、北大等團隊的集體結晶。但在今天,科研協作變得越來越困難。因為做研究之前,大家可能最先關注的是到底誰應該排在第一位。這樣一來科研合作就比較難開展。因此,在‘十三五’規劃中提出‘新型舉國體制’非常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