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和諧的消費環境——淺議改善消費環境的基本途徑

我國的消費率偏低有許多原因，筆者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國的消費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文化環境）亟待改善。只有改善消費環境特別是社會文化環境，降低人們的消費風險，消除消費恐懼，增加人們積極的消費預期，減少防御性儲蓄，才能提高消費者的邊際消費傾向和消費水平。
    一、把提高消費者收入與提供更多滿足消費者基本公共需求的公共物品相結合。
    提高城鄉消費者收入是硬道理。要通過一、二、三次分配（轉移支付與公共慈善）盡量讓廣大民眾的收入與GDP增長速度基本同步，增強消費者的購買力，但要注意到消費者把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儲蓄而不是用于消費的現象。出現這個現象的原因之一是，我國目前提供給消費者滿足其基本需求的公共物品太少，特別是在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的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健全，作為公共物品，醫療、教育本應具有消費上的非競爭性、非排他性，體現國家福利，但目前由于各種原因這些公共資源成了“稀缺消費品”，增加了人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使人缺乏穩定的預期。這種為了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而引起的謹慎動機是目前我國儲蓄增加、消費偏低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把為社會成員提供滿足其基本需求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作為政府目前的重要任務，要推進公共政策的轉型和創新，協調社會各方面力量來為廣大民眾提供滿足其基本公共需求的公共物品和服務。
    二、把加大打擊假冒偽劣力度與建立良好社會信用機制相結合。
    消費者的不良預期是他們不敢、不能或不愿積極正常消費的原因之一。不良預期既包括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帶來的對未來不確定性預期，又包括因信息不對稱而對消費品的“真實信息不了解”所產生的恐懼心理。當假冒偽劣商品充斥市場，當社會充斥著讓市場有序公平競爭機制及資源配置功能失靈的信用缺失行為時，消費者的不良預期將直接影響他們的即時消費。要想讓廣大消費者放心大膽地安全消費，就應該從加大打擊假冒偽劣的力度，建立良好的社會信用機制入手，完善和強化打擊假冒偽劣等失信行為的法規及手段。
    首先要完善立法，強化執法（包括帶有預防性、懲戒性的法律、法規、標準、制度的出臺），讓失信者加大失信成本，讓誠信者獲得更大效用。其次要加大失信行為信息的披露傳遞力度，對造假者堅決曝光并建立誠信檔案，讓廣大消費者及時知曉信息并采取對造假失信者、消費侵權者的懲戒行為，讓造假者失去繼續造假的機會。第三，要從建立“重大假冒偽劣事件官員問責制”和“打假治劣區域責任制”入手，建立起包括打假治劣、整頓規范經濟秩序在內的科學的干部考核任用體系及合理的利益機制，以解決行業部門壟斷、地方保護和權錢交易的“尋租”現象，徹底鏟除假冒偽劣滋生的土壤和保護傘。
    三、把規范市場競爭主體行為與提高消費者維權意識結合起來。
    市場競爭的公平性是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營造正常的消費環境的重要條件，而不正當競爭是對公平競爭的極大破壞。市場競爭主體的不正當競爭主要包括：采用假冒偽劣產品損害競爭對手及消費者利益的行為、商業賄賂行為、虛假宣傳等行為。
    要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保護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一方面要完善法律體系，加大公權力及政府執法部門對失信行為監管處罰打擊的力度，另一方面要調動中介組織、新聞媒體發揮監督及信息披露的作用，同時，發揮公民權利即廣大消費者自己的作用——廣大消費者主動依法維權是打擊假冒偽劣等失信行為、凈化消費環境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目前我國消費者主動維權的意識和能力雖有很大提高，但仍很不夠。據我國一權威消費維權組織調查結果顯示，消費者權益受損后采取各種維權行為（包括向維權組織、新聞媒體投訴求助、直接與廠商協調或訴諸法律）的只占被侵權總數的11%，而最終訴諸法律的則更少，不到被侵權總數的1%。
    因此，我們要強化消費者主動依法維權的意識，同時，要讓消費者明白依法維權并不僅僅只能訴諸法律，走司法程序，最常見、最重要、最有效的依法消費維權恰恰不需要走到那一步，而是利用維權組織和新聞媒體。當然，從另一方面來講，我們需要在完善法制、加強法制隊伍建設、加強公正執法的同時，努力構建讓消費者能盡量便捷地運用法律的渠道和援助機制、平臺，降低維權成本，幫助其解決那些必須用法律來維權的事件，從而賦予法律自有的生命力和威懾力，進而凈化消費環境。
    四、把創造消費者新的消費理念與培養其科學的消費價值觀結合起來。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的消費結構發展趨勢是：生存資料在消費結構中的比重逐步下降，享受資料、發展資料的比重逐步上升，而享受資料、發展資料的消費，越來越多地由物質消費轉向精神文化消費。因此，要大力提倡健康文明、積極向上的科學生活方式，不斷提高人們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用高層次的精神、文化意識和精品，用自然、科學的生活方式來引領人們的價值導向，培養良好的社會文化消費環境，不斷更新消費者的消費理念，引導合理消費。同時，要在原來傳統消費品及項目的基礎上，不斷升級換代，提高消費層次和質量。這樣不僅可以滿足消費者日益提高的消費要求，而且有利于不斷創造并提高消費者的正常消費欲望、消費能力，有效抵消消費邊際遞減規律的作用，拉動積極的消費需求。
    要加強消費者的道德、文化建設，培養其健康科學的消費價值觀。市場經濟離不開道德與誠信，因為契約的本質是法制與誠信的結合。道德力量是影響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須臾不可離開的“第三種調節力量”（另兩種調節是市場和政府調節）。
    道德相比于法治及市場經濟調節，在規范消費行為、凈化消費環境、優化消費結構方面的積極作用有：第一，道德成本相對較低、效率較高。它重在自律，而且任何他律也只有轉化為人的自律才能發揮最佳效能。第二，道德作為人類社會特有的非強制性社會約束機制，幾乎每時每刻都在起作用；而法律作為一種外在的強制則較少介入到日常生活中來。第三，由于法規標準等行為規范是由擁有立法權的政府機構來完成的，因而在規范調節社會事務時較道德行為習慣滯后。又由于法律的剛性和道德的柔性，決定了存在于道德規范與法律制度之間的真空地帶的不良行為（如損人利己等負的“外部效應”），也只能靠道德的延伸拓展來起影響作用。第四，道德是一種鼓勵人們向上的積極力量，道德的養成提醒人們為他人著想，講誠求信，自我約束與完善。法律作為單純來自外部的強制性約束，充其量只是使人“不敢作惡”，而道德作為來自自我的規范使人懂得“應該行善”。良好的價值觀念與道德取向一旦在全社會確立，將有利于減少人際摩擦，增強合作的誠意，促進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第五，道德規范與經濟規范相結合，有利于建立有序而又和諧的市場機制。經濟規范用市場機制、市場取向來樹立人的自我意識和利益觀。道德規范是以道德機制、道德取向來塑造人的品質和精神世界，重義而輕利。在人與物的關系上強調義利結合，以人為本；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強調和諧。這兩種規范的結合有利于有機地處理好效率與公平。 《中國質量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