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奮戰在防控甲型H1N1流感一線的中國質檢人

在防控甲型H1N1流感一線的檢驗檢疫人中，有太多催人奮進的故事，我們無法一一講述，但是我們知道，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國門衛士。這個名字從忠于職守的信念中來，從保國安民的職責中來，從抗擊非典的磨礪中來，從抗震救災的洗禮中來，從一次又一次的艱難與挑戰中來……每當人民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脅，就會有他們屹立不倒的身影。

    6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陳馮富珍正式宣布把甲型H1N1流感警戒級別升至6級，這意味著世衛組織認為疫情已經發展為全球性“流感大流行”。她在當天專家委員會會議結束后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這是“非常重要同時也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一天，因為宣布6級警戒意味著21世紀的首次“流感大流行”已經到來。

    這樣的新聞我們不愿看到，但它冷酷而真實。

    雖然說，“流感大流行”主要反映的是病毒的地理擴散范圍，而不是流感疾病本身的嚴重程度。但是我們必須承認：當有的人還在追問甲型H1N1流感究竟有多大殺傷力的時候，它已經變成威脅人類生命健康的“魔咒”。

    回顧歷史，我們驚異地發現，流感每一次襲來，帶給人類的災難之重，都讓人觸目驚心。1918年，全球大流感造成近5000萬人死亡，隨后，1957年開始的由甲型流感病毒（H2N2）所致的“亞洲流感”、1968年出現的由甲型流感病毒（H3N2）所致的“香港流感”以及1977年發生的由甲型流感病毒（H1N1）所致的“俄羅斯流感”，都殘酷地詮釋著“人類，與致命瘟疫大角力”的相同主題。

    21世紀的首次“流感大流行”，也必將帶著哀傷、帶著沉重，以特殊的符號寫進史冊。截至北京時間６月１５日２３時３０分，世衛組織確認全球７５個國家和地區共有２９６６９例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確診病例，其中包括死亡病例１４５例。

    一國發端，全球肆虐。流感大流行曾經導致的危害，在今天再次上演。

“來了，真的來了！”

    芳菲四月，當大洋彼岸的墨西哥、美國等國暴發當時還稱“人感染豬流感”的時候，疫情似乎距離我們還很遙遠。然而，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流感洶洶來襲，疫情直逼國門。

    在全球一聲緊過一聲的警報中，中國檢驗檢疫人快速集結、果斷行動，奮勇阻擊，他們共同發出一個強大的聲音響徹在神州口岸：“我們要構建起嚴密的阻擊屏障，我們要牢筑起堅實的防控長城，我們要打贏這場硬仗！”

    藍盾在肩，責任如山。

    時間悄然劃過，近兩個月的疫情防控還在持續，且充滿艱辛，阻擊戰役的規模及其壯烈程度，足以感天動地。

    國門作證，中國質檢人奮勇無敵。

    國門作證，中國質檢人可歌可泣。

    “發現病例，這對我們來說是一種巨大的振奮，我們的辛苦沒有白費，能夠發現不是偶然的，是我們前期大量工作積累的結果。這說明我們的防控方式是得當有效的。”

    “電話那端的山東漢子哭了”

    站在羅湖橋頭，你會用什么詞來形容？人流如織還是目不暇接？這些詞似乎都會顯得蒼白無力。

    有人曾形象地比喻：“每天羅湖口岸的進出境旅客就等同于一座中等城市的人流在移動。”而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局長劉勝利說：“深圳口岸占全國出入境旅客流量的二分之一，羅湖口岸的客流量又占了深圳的二分之一。”

    每天平均出入境旅客流量達25萬人次、亞洲最大的旅檢口岸，這是標注在羅湖口岸前面最突出的兩個定語。

    如此大的出入境客流量，毋庸置疑，羅湖口岸會是疫情直逼國門的“熱點地帶”。在這樣的“熱點地帶”，該如何嚴密防控，有效阻擊？

    熱點之下，羅湖口岸自然成為媒體和世人關注的焦點。而羅湖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副局長郭仁震就是這焦點中的“新聞人物”。

    5月12日，晚上8時，被太陽烘烤了一天的羅湖橋，終于顯出幾分涼爽，但人潮依舊不斷。

    “不停留、不接觸、不占位。”郭仁震用簡短的語言向記者描述著紅外線體溫監測儀的全覆蓋功能。“8條入境通道，查看出入境健康申明卡的人員，必須要在3秒鐘看完一張表，這樣才可以保證1個小時內，1萬人順利通過，不延誤、不擁堵。”郭仁震說：“查看出入境健康申明卡，是防控流感的關鍵環節，但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郭仁震告訴記者，有一天，一位進境中年婦女手拿著出入境健康申明卡遞給了郭仁震，讓郭仁震難以相信的是，在出入境健康申明卡姓名一欄寫著“白毛女”三個字。看到這樣的字眼，郭仁震說：“這樣的情形一旦出現，就會給我們的工作帶來很大壓力，但是我們一定要不急不躁，耐心解釋，直到旅客理解配合為止。”經過耐心講解，那位中年婦女也覺得不好意思，重新填寫了一張出入境健康申明卡。

    5月29日、6月5日、6月11日和6月14日……這樣的時刻深圳檢驗檢疫人永遠不會忘記。截至記者發稿時，羅湖口岸已發現5例發熱病例并及時轉交衛生部門進行隔離診治。

    這樣的每一個日子，都像一盞明燈激發著檢驗檢疫人奮戰的勇氣，也像一把標尺丈量著檢驗檢疫人保國安民的忠誠。

    6月1日，下午4時55分，記者撥通了郭仁震的電話。隱約間聽到他在和同事商議著什么。他告訴記者：“一會兒要有一家報紙來采訪，明天還會有中央電視臺的記者來采訪。”隨著羅湖口岸發現確診病例，分管旅檢工作的郭仁震再次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

    電話中，郭仁震的聲音聽起來有些沙啞。記者問他：“你感冒了嗎？”郭仁震停頓了一會兒說：“我給你透露個秘密吧，感冒藥我已經吃了一盒了，但我不能去檢查，不過憑借我的醫學經驗，我肯定不是甲型流感，我怕大家知道我感冒了，都勸我休息，就沒法在這里和大家并肩作戰了。”

    “感冒了，也真的是因為太累了。”話音中的郭仁震的確顯得很疲憊。

    可談起5月27日發現確診病例的每一個細節，郭仁震卻興奮起來：

    5月27日,下午5時,郭仁震本來已經到了下班的時間,可自從防控流感以來,郭仁震沒有一次準時下班。他每天都是在現場的總監控室、負壓隔離室和大家一起工作。

    從總監控室到負壓隔離室之間，郭仁震能清楚計算出兩者間的距離———“10步遠”。但是他根本記不清來往穿梭過多少次了，只記得更多的時候他就是在這10步遠的距離中奔跑，哪里有了情況，同事們都會叫他，同事的一個電話就是對他的“命令”。

    到了晚上8時多，旅檢科黃健強像往常一樣跑到總監控室大喊：“郭局長，兩位旅客的體溫都超過37.5℃”。這樣的場景已經重復過很多次，但今天黃健強的聲音顯得更加急切。郭仁震聽了黃健強的叫聲快速跑出來。這一次，他只用了7步，就快速跑進負壓隔離室，聽排查人員匯報情況。聽完匯報，郭仁震表情變得異常嚴肅，憑借自己扎實的專業知識，他快速決斷：迅速整理好兩位旅客的所有醫學排查和流行病學調查記錄，調取影像資料，立即上報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和國家質檢總局，快速聯系疾控中心，馬上轉診。

    郭仁震說：“流感的判斷標準不只是體溫，像面色潮紅，神情倦怠這樣的外部體征醫學觀察，在羅湖這樣客流量巨大的口岸非常重要。5月27日發現的兩例，就是醫學觀察起了重要作用。”

    “發現病例，這對我們來說是一種巨大的振奮，我們的辛苦沒有白費，能夠發現不是偶然的，是我們前期大量工作積累的結果。這說明我們的防控方式是得當有效的。”說完這些，郭仁震放松地喘了口氣。

    記者問他：“你現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期待之中，電話突然沒了答復，過了好一會兒，記者聽到的卻是電話那端哭泣的聲音……這位42歲，來自山東的漢子，怎么會在這句普通的問話后哭了起來？記者雖然無法看到郭仁震落淚的樣子，但深深記得在羅湖口岸采訪他時感人的每一幕。

    也許到過一線的人，更能深切體會戰斗者的艱辛。郭仁震流下的淚水，包含著他身肩重任、不辱使命的情感宣泄,還應該包含著他們對付出總有回報的別樣慶賀。正如郭仁震所說:“發現病例，這對我們來說是一種巨大的振奮，我們的辛苦沒有白費。”

    疫情還在繼續，擦干淚水，郭仁震還要和他的同事們一如既往地奮戰在人涌如潮的羅湖口岸。

    當記者讓這位羅湖局的副局長說說自己的經歷時，郭仁震卻感慨地說：“還是先說說邢孔伯、孫英麗、黃健強、張慶樂……一線的每一位人員他們真的是太辛苦了，但從來沒有一個人喊過累。”

    “每天像蜜蜂一樣，是羅湖口岸最忙碌的人。”這是同事們對郭仁震的總結。每天一大早，郭仁震就來到羅湖橋頭，一天除了在現場指導工作、召開協調會，還要接受媒體采訪。在過去一個多月的時間里，郭仁震每天平均工作14個小時以上，旅檢現場實行三班輪班制，他卻跟著三班轉，每天打出打入的電話不計其數，一天能用完兩塊手機電池。

    5月1日，香港宣布確診1例甲型流感病例，羅湖口岸迅速形成了防控疫情的三道防線。為了使檢驗檢疫人員科學“布陣”，對出入境健康申明卡實現有效查驗，郭仁震站在擁擠的羅湖橋頭，冥思苦想幾個小時，最后終于想出了科學有效的“2-8-8-4”人員站位圖形。

    5月29日，在發現首例流感病例后，郭仁震在全體檢驗檢疫人員的協調會上說：“對于昨天的成績，我們不能沾沾自喜，只是說明我們前段時間工作做得好，但是下一步我們要更加警惕，時刻繃緊防控查驗這根弦。”

    在即將結束電話采訪的時候，郭仁震又告訴記者一個秘密：直到現在，他還沒有去過北京。

    “沒有去過，不是沒有機會，真是沒有時間。”1991年，郭仁震從山東醫科大學畢業后就南下來到深圳。從1999年到2004年，他一直在皇崗檢驗檢疫局調查科，負責行政處罰工作，所在科室年年被評為“文明科室”，叫響了“零投訴零差錯”的口號。2005年郭仁震被緊急調派到深圳檢驗檢疫局稽查處籌備工作，一干就是3年。2008年奧運安保的重要時期，郭仁震被“委以重任”派到羅湖這個工作繁重、意義重大的口岸，從事一線工作。

    今天,甲型H1N1流感又讓羅湖口岸變成了熱點地帶，郭仁震再次站到了阻擊疫情的最前沿，他在用淚水和汗水為自己的口岸生涯做著最靚麗的注腳。

    簡單、普通、艱苦。這樣的條件讓人很難與“南粵花城”的喧鬧繁華聯系起來。而這樣的“陋室”就是白云機場檢驗檢疫人作戰的“大本營”。

    “機場檢疫的科長累倒了”

    5月11日，廣州，高溫酷熱。珠江流域的這座口岸城市，提前透露出“盛夏”景象。

   下午1：55分，廣州白云國際機場。連續三個航班的旅客瞬間填滿了入境檢驗檢疫通道。從查驗臺下來的旅檢科長吳惠明，揮手擦了擦額頭上的汗，耐心向一位外國旅客講解如何填寫出入境健康申明卡，隨后，他快速跑向候檢隊伍，大聲喊著：“三排，three lines”。

    在這里，大量的旅客候檢，隊尾常常會呈現“喇叭形”。為了避免出現混亂，向旅客解釋說明，引導旅客有序等候，就成了旅檢人員的“附加”工作。吳惠明常常要充當這樣的“維持隊長”。

    “吳科長在現場不停地忙，要處理協調各種事情。”連日勞累熬夜，身材魁梧的吳惠明已經顯出疲憊。孩子剛出生，還不到兩個月，每天只能在凌晨3時回到家替換一下妻子。每天夜里回家1個小時的路途，會讓他感到很焦急，他在心里常常默念著：快點，再快點。

    會議桌椅、防控流感的應急物品、沙發上擺放著簡易的行李，這幾乎就是廣州白云機場檢驗檢疫局會議室的全部。辦公室主任王秀軍說：“我們很多人晚上就睡在這里，這張會議桌晚上就當床，可這里蚊子多，也睡不踏實。這只有一個洗浴室，到了晚上，男女要排隊輪流洗漱。大家每頓飯就是一個盒飯、一碗湯。忙起來，有時候根本顧不上吃。”

    簡單、普通、艱苦。這樣的條件讓人很難與“南粵花城”的喧鬧繁華聯系起來。而這樣的“陋室”就是白云機場檢驗檢疫人作戰的“大本營”。

    坐在會議桌一邊的吳惠明剛要講述這里的“防控故事”，他的手機就響了起來，緊接著，他迅速起身跑了出去。過了半個小時，吳惠明汗淋淋地回來，氣喘著說：“一位外國旅客體溫超過37.5℃，帶到了負壓隔離室接受排查。”

    進入5月以來，作為國際衛生機場，廣州白云機場的單日客流總量和單日進港客流量，并沒有因為疫情明顯減少，依舊保持強勁勢頭。大客流量直接給防控工作帶來巨大壓力。但由于人手少，機場檢驗檢疫人員雖然分成4個班次輪流職守，但很多人基本都是“連軸轉”。吳惠明說：“工作強度太大了，航檢科的陳科長已經累倒了。”在會議室走廊的拐角處，吳惠明指著說：“那天陳科長就是累倒在這里的。”

    “陳科長累倒了？”聽到這樣的消息，同事們感到很心疼。

    5月8日上午11時45分，機場急救中心的救護車呼嘯而至。可這一次不是送疑似病例到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而是機場局航檢科科長陳太銓連續加班十多天，累倒在了工作崗位上。

    自防控甲型流感疫情以來，陳太銓代班上崗，登記檢疫，衛生消毒……每項工作都有他的身影。從5月1日到6日，他每天都只睡兩三個小時。5月2日查驗來自美國的CZ328航班時，他更是通宵忙碌，一直到第二天凌晨3時才稍微休息了一會。

    5月5日，在墨西哥接運國民的包機防控工作中，墨西哥旅客的大巴到達停機坪時，檢驗檢疫人員穿著防護服準備登車，對27名墨西哥旅客進行體溫測試，突然，一位墨西哥駐廣州領事館領事通過廣州外事辦隨從工作人員提出：“為了不引起他們國民的恐慌，希望檢疫人員不穿防護服登車測體溫。”

    “不準穿防護服？這太危險了！”這樣的要求顯得有些苛刻。

    但難題和危險沒有嚇退中國檢疫官。這時，只聽陳太銓毫不猶豫地說：“我上”。說著，他就拿起便攜式紅外測溫儀，冒著危險登車進行體溫測試。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同事們都為他沒有穿防護服捏了一把汗。半個小時后，陳太銓走下大巴車微笑著說：“一切正常。”

    不準穿防護服同樣要嚴格執法。同事們被陳太銓感動了，大巴車里也傳來贊賞的喊聲。

     5月6日，陳太銓本該可以休息一下，可他卻抓緊在看這兩天國家質檢總局和廣東檢驗檢疫局關于防控流感的文件。隱約中，他感到頭暈目眩，“難道血壓又高了”，不舒服的感覺讓陳太銓心里犯了嘀咕。進來詢問工作的同事看到他臉色發白，急忙叫他放下手中的工作，休息一下。回到家中的陳太銓，心里一直惦記著防控工作，第二天，他又出現在航檢現場。

    5月8日，繁忙的工作再次讓陳太銓的血壓升高，高壓達到了160毫米汞柱。自己感到明顯心慌，不停地出汗，他就含了一顆降壓藥，認為休息一會就好了。可陳太銓的手機響個不停，要么問航空公司有沒有把出入境健康申明卡帶上飛機，要么問下一班的登機檢疫有沒有準備好。

    忍著疲憊堅持了十多個日日夜夜的陳太銓，這樣透支自己的身體，這一次服藥，沒能讓血壓得到控制。從辦公室走出來，準備去檢疫現場的陳太銓倒在了會議室的拐角處。同事們發現他的情況緊急，立即聯系救護車，可陳太銓還堅持說自己只要休息一下就好了，不想回家也不想去醫院，要把手里的工作做完。在現場，有醫學專業的同事檢查了一下他的病情后，說不能再拖了，硬是把陳太銓抬上了救護車。

    “陳科住院了，我們都想找時間去看他。”科里有著5年工作經歷的馬東林說：“陳科托人告訴我們，不要拿休息時間去看他，你們自己要休息好。”

    6月15日，記者通過電話再次詢問陳太銓的近況，廣州機場檢驗檢疫局辦公室主任王秀軍第一句就說：“他做手術了，還在醫院里”。

    躺在病床上的陳太銓讓我們深深感動，他的防控經歷讓我們不由得把他要與“英雄”二字相連。我們知道，在全國口岸，像他這樣的英雄還有許許多多……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是一次防控力量的檢驗，也是對國門守護人的嚴峻考驗，為了把好國門，口岸一線的檢驗檢疫人員在用身體和毅力與瘟疫搏斗著。

    海水伴著風浪直接拍打到他們身上，一下子渾身濕透，立刻一股寒氣籠罩全身。貨輪的轟鳴聲在海風的咆哮下，顯得格外響。

    “增援的女檢疫官登輪了”

    5月12日，滿眼滴翠的南沙港區，熱度絲毫不減。

    記者來到南沙檢驗檢疫局辦公室，同樣感覺不到任何涼意。“我們這里沒有空調，只能靠點自然風降溫。”南沙局一位黨組成員的話，讓人心生疑惑：“這就是南沙局的辦公條件？”而更讓記者感到疑惑的是這里“女檢疫官登輪檢疫”的故事。

    女檢疫官也敢坐大飛、爬軟梯？登輪檢疫可都是男檢疫官的“專利”，而在南沙局卻巾幗不讓須眉，這位女檢疫官究竟是誰？

    5月7日夜里8時，龍穴島辦事處接到一個緊急電話通知：閆清麗要抽調到南沙檢驗檢疫局衛檢科，明早報到。

    閆清麗，干練端莊，科研卓著，曾是“國際衛生機場”和“國際衛生海港”專家考核組成員……一長串顯赫的榮譽寫在她的履歷中。這位出色的女衛士就是那位登輪女檢疫官。

    一位女檢疫官登輪檢疫，這在外國人看來也是件新鮮事。閆清麗用“冒險”兩個字為自己的人生書寫了勇敢靚麗的一頁。她也會永遠記得，船方大副由衷地為自己豎起大拇指的時刻：

    5月5日早上，緊急調派到一線的閆清麗打電話向副局長陳建華匯報：來自加拿大溫哥華的“中海紐約”國際船舶載著24名船員（其國籍有美國奧克蘭、印尼、菲律賓）途中經停多個疫區國家（美國、韓國等），于夜晚23時30分即將到達南沙港區。

    從全局防控流感以來，所有職工都在沒日沒夜地工作，都已經疲憊不堪，這么晚又有檢疫任務，究竟派誰去呢？面對這樣的任務，閆清麗沒等局長說話，就說：“局長，我帶隊去吧。我能行。”

    深夜凌晨30分，閆清麗、龍穴辦事處主任黃建新共6名檢疫人員組成的錨地登輪檢疫小組人員飄搖在南沙港海面上。風高浪大，海面上的冷風，讓穿短袖制服執法的檢驗檢疫人不得不緊縮一團。

    登輪檢疫小組終于到達檢疫錨地，小船小心向大船靠近，兩船在行進中已近乎相等的速度逐漸靠近。舷梯在高空中逐漸放下，閆清麗帶著隊員一點點接近目標，小心緊張地一步步往上攀爬。

    南沙檢驗檢疫局黨組時刻記得王勇局長在4月30日晚提出的要求：要堅持兩手抓、兩不誤，要抓防控，保增長。

    對企業而言，時間就是效益。南沙局因地制宜，大膽創新了“動態錨地檢疫法”，在以往錨地檢疫作業方法的基礎上，在貨船還沒有停止的情況下，檢疫人員就靠近貨輪，登船實施衛生檢疫，在行進中如果沒有發現異常，船舶可以直接靠岸，這樣可以大大節省船方靠泊時間，如果發現異常，立即讓貨輪調轉航線，進入固定海域接受進一步檢疫。

    但簡單的“動態”兩個字，對每位檢疫官來說都是不小的挑戰。今天，閆清麗就要接受這樣的挑戰。

    茫茫大海，一片黑暗，只有貨輪投射下來的燈光照著他們，閆清麗有些不敢抬頭去看高高的貨輪，眼睛狠狠地盯著飄動的軟梯。她咬了咬嘴唇，深深呼了一口氣，心里再次暗示自己：“我是負責人，關鍵時候我要給大家做表率。”“我們登梯吧，別讓船方等得太久。”海水伴著風浪直接拍打到他們身上，一下子渾身濕透，立刻一股寒氣籠罩全身。貨輪的轟鳴聲在海風的咆哮下，顯得格外響。閆清麗大聲努力喊著：“大家注意安全，用手抓緊繩梯，腳下一定登穩了再上。”她唯恐尾隨在后面的人聽不到。

    一、二、三……閆清麗清楚記得松軟飄動的15個繩階的每一步，每一個都是艱難的攀登，但是每登上一個就是一次偉大的勝利。經過艱難的30分鐘，6個人成功登上了約有三四層樓高的6萬多噸的巨輪。

    回憶起當時的情景，心里除了后怕，閆清麗更多的是喜悅。“法國大副看到我們登輪檢疫的有女檢疫官，他十分敬佩地說：‘你們辛苦了，很理解你們的防控措施，我們會積極配合的。’”

    介紹甲型H1N1流感暴發情況，發放相關宣傳資料，審核24名船員的健康申明表，并對其逐一實施體溫檢測，檢驗檢疫人員對船舶進行衛生監督檢查……“每一步都要認真做，不能有任何遺漏和馬虎。”閆清麗帶著其他5名檢疫人員在巨大的貨輪里一步步進行著。

    突然，船檢科的余漢全和田家明大聲說：“食品庫有染疫國家的豬肉，大約70公斤。”余漢全的話音剛落。“立即實施封存處理，對船舶外環境、船員宿艙、垃圾、泔水等馬上進行衛生處理。”閆清麗迅速布置工作。10分鐘、20分鐘又過去了，經過全面檢查，貨輪沒有發現有染疫嫌疑，閆清麗馬上向局領導報告檢疫人員都很好，同時對船上的排查和監督檢查情況做了匯報。隨即，閆清麗告知船長可以熄滅檢疫信號燈，檢驗檢疫人員當場簽發入境證書，準予船舶駛向碼頭靠泊作業。

    海風在深夜中肆意咆哮著，時間的指針已經指向了凌晨2時55分。冷風襲來，渾身濕透的6位檢疫官瑟瑟發抖。

    他們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更經受了一個冒險之夜。

  “我是從事衛生檢疫的，有了這次特殊防控流感的登輪經歷，以后就不害怕了。”講起自己這次特殊經歷，閆清麗露出了微笑。可說到自己的女兒，感到很愧疚。“小孩上初二，好幾次讓我給她請個數學家教，但是防控流感，我天天要加班到很晚，一直沒時間去給她聯系，老公在軍區醫院當大夫，也很忙。小孩平時沒人照顧，每天就是她自己弄點吃的。”說到這里，閆清麗帶著血絲的雙眼溢滿了淚水。

    “今天本來打算抽點時間去醫院的，但是要開局務會，只能再推后了。”幾天來的勞累，讓閆清麗的眼睛又紅又疼。可她說：“每次執行任務，局領導都提醒我們注意做好防護。有那么多領導和同事關心，能參加這場防控戰役，我很自豪。”

    一句溫馨關懷就是一股無窮的力量。在樸素而溫暖的關懷中，閆清麗和各地口岸許許多多檢驗檢疫人一樣，危難時刻堅強面對，心系國門大愛無疆。

    如果父親病重卻不能床前盡孝，對他來說是深深的愧疚，那么母親臨終也沒能看到最后一眼，就是他心里永遠的痛。

    “青島機場辦當家人最愧對父母”

    “嗓子疼不疼？從哪一天開始不舒服的？”在青島流亭機場辦事處負壓隔離室，被防護服包裹得嚴嚴的檢疫官，一邊為一位日本籍年輕旅客測著體溫，一邊詳細詢問著基本信息。

    看到只會說簡單中文的旅客疑惑地搖頭，精通日韓兩國語言的查驗科科長鄭泰成立刻通過對講機和他交流起來，為了確保詢問信息準確，檢疫官又在紙上寫下了要問的話，這位旅客看了看后走出診察室，從包里拿出來一個電子字典，查找相應的詞匯。

    通過負壓隔離室的視屏監控儀，記者能夠清楚看到診察室里發生的一切。

    “今天早上你吃過藥嗎?”檢疫官繼續問。

    弄清了問話，這位旅客再次走出診察室，從包里拿出一板藥片，檢疫官看了看，走出診察室，穿過受檢者通道，從里面輕輕開了下門，從一條細小的門縫中，把藥片遞了出來，精通日語的葉芳接過來看了看，通過對講機告訴里面的檢疫官說：“這是治療咽痛的消炎藥。”

    測血壓、摸脈搏，拿著壓舌板查看咽部……檢疫官對這位旅客進行著一連串的檢查。

    時間過去20分鐘了。檢疫官開始填寫流調和醫學排查記錄單。

    “鄭科，聯系救護車吧。”檢疫官說到。

    “好的，過3分鐘之后，把他帶出來。”剛說完，鄭科長告訴身邊的王雪嵋、江琳：“趕緊聯系機場公司急救中心送醫院，在1層5號門等候。”

    診察室的檢疫官又問這位旅客還有沒有托運行李，旅客搖了搖頭，然后，帶著他走出了診察室，查驗科的王瑛迅速帶著旅客離開現場。

    6月9日，下午15時15分，這位搭乘韓亞航空OZ2317航班的日本籍旅客，在通過1號查驗通道時測出體溫高出37攝氏度，在復測體溫室，經過兩次測溫分別為37.6攝氏度和37.5攝氏度，隨后被帶到負壓隔離室接受排查，最后被送往醫院。

    整個過程，前后48分鐘。查驗科科長鄭泰成告訴記者：“這期間發生的全部過程都已經通過視頻錄像記載。”

    作為青島乃至山東最大的空港口岸，青島機場交通暢達，橫貫南北，擁有韓國、日本等十幾條國際航線，疫情防控形勢十分嚴峻。

    在青島機場旅檢通道，最初的紅外測溫儀只有體溫檢測和現場抓拍發熱人員圖像的功能，不能對旅檢通道體溫檢測的全過程進行錄像存留。數字硬盤錄像機安裝使用后，不僅可以對旅客通過旅檢通道接受體溫檢測的全過程進行錄像，能夠保存3個月，而且還可以對體溫檢測儀的實時畫面進行采集及數據存留。

   “疫情追溯是防控工作的重點，確保各項數據資料準確、可查可溯是我們的目標。”對于青島流亭機場的疫情防控體系，機場辦主任郭利軍格外重視。

    站在負壓隔離室門外，記者等候著那位“白衣神秘人”。脫下防護服，摘掉口罩，一身大汗，滿臉被捂得通紅，在負壓隔離室進行排查的“白衣神秘人”原來是檢疫官侯康！剛剛他還在機場大廳調試防控流感的宣傳視屏。

    這位樓上樓下忙碌的年輕人，抖了抖被大汗濕透的制服說：“這是我今天排查的第3例。”截至6月16日，機場辦事處已經轉診發熱病例66個。

    66個，數字算不上龐大，但在這不算龐大的數字背后，青島機場辦檢驗檢疫人為之付出的艱辛卻是巨大的……

    “鈴鈴鈴”，5月7日晚上10時，青島機場檢驗檢疫辦公室的電話鈴聲急促地響了起來。

    青島市疾病控制中心來電，城陽區人民醫院就診一名韓國籍旅客，據旅客反映，5月5日曾乘SC4076次航班入境，5月7日下午感覺不適，經診斷為發熱。青島市疾病控制中心請求檢驗檢疫局緊急提供該旅客所乘航班所有旅客的詳細信息以便追蹤防范。

    此時，已經把機場辦當成家，連續工作近72小時的郭利軍主任目光如炬，緊急通知值班人員，調出此航班所有信息。迅速果斷，僅僅用了10分鐘，值班人員就提供了檢疫報告、航班總申報單、旅客名單座次、入境旅客健康申明卡等相關資料。

    資料拿到手，郭利軍仔細核對信息，迅速通知青島市疾病控制中心。晚上11時，青島市疾病控制中心人員從郭利軍手中接過沉甸甸的檔案袋，滿懷敬意，匆匆離去……8小時后，郭利軍得知該名旅客血液檢測結果為甲型H1N1流感感染陰性。

    晨曦為伴，月光相隨。從4月30日至今，郭利軍堅持24小時在崗帶班，吃住都搬到了機場辦內，每天堅持在查驗一線工作，從全面啟動應急預案到防控措施一一開展，從全體檢疫人員來往接送到機場各方協調，他帶領大家上飛機、下廊橋，長長的候機樓大廳，國際國內6個區域，他每天至少要跑上十幾個來回，水喝不上，腳不能歇，嗓子喊啞了，抓起藥往嘴里一塞接著干，腳磨破了貼塊藥膏接著跑……

    一個個監控平臺，一項項防控預案，一張張健康申報，一份份截留憑證，每一處都熔鑄著郭利軍的心血。40多天來，他夜以繼日奮戰在空港檢疫的第一線，用堅強的意志踐行著一個國門衛士的使命。

    在郭利軍的辦公桌上，記者看到了幾個藥瓶。而同樣在他的包里也常年隨身攜帶著降血糖的藥。郭利軍說：“這些藥已經是老朋友了，離不開了。”辦公室的朱曉青說：“郭主任忙起來，藥常常忘了吃，有時候是同事提醒他該吃藥了。”

    郭利軍對辦事處的人員說：“疫情當前，一切都要為防控疫情讓步。”郭利軍是這樣說的，實際中，他也是這樣做的。

    疫情防控戰役打響的時候，身患癌癥的老父親病入膏肓，每次放療的痛苦讓他更加想念兒子，但是，郭利軍“舍小家顧大家”，立即取消了回山東濱州老家探望病重父親的計劃。病床上的父親知道兒子一天到晚都在不停地忙，只能把想念化成淚水。

    “父親得了癌癥，躺在病床，但真的是沒有時間回去看看他。”說起自己的父母，郭利軍的聲音一下子哽咽了。如果父親病重卻不能床前盡孝，對郭利軍來說是深深的愧疚，那么母親臨終也沒能看到最后一眼，就是他心里永遠的痛。

    “那是奧運期間，年邁的母親得了腎衰竭，我就給姐姐打了個電話，說太忙了回不去。那時候，我如果能早點回到老家，及時把母親送到醫院，現在她應該還活著。”爽快大氣的郭利軍說到這里，終于抑制不住眼里的淚水。

    “我真的愧對父母……”好一陣的停頓，郭利軍陷入了沉思。隨后對記者說：“這些我們不說了。”

    在郭利軍書柜的正中央，擺放著一張照片———全國質檢系統北京奧運會殘奧會保障工作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合影。照片中的郭利軍平和從容，目光炯炯。

    這張照片，對郭利軍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榮譽，更是一份深沉的紀念。相信離他而去的母親在天之靈也會微笑，因為母親知道身為國門衛士的兒子、機場辦的一把手———郭利軍做到了“責任在肩，行勝于言。”

    郭利軍介紹說，自4月25日至6月16日上午10時30分，青島機場辦共檢疫入境人員80319人，入境航班796架次，旅客攜帶物查驗25522批次，截獲禁止攜帶入境物品365批次。入境旅客復測體溫1062人次，醫學排查132人次，妥善轉送發熱旅客66人次。

    這樣的數字凝聚著郭利軍和全體機場檢驗檢疫人員辛勤的汗水和無私的奉獻。

    5月5日，國家質檢總局紀檢組長王煒來到青島流亭機場考察。王煒組長稱贊道：“青島機場辦行動迅速、部署周密、措施得力，嚴防死守，符合國家質檢總局的工作要求，希望青島機場辦事處再接再厲，克服一切困難，一定能打好這場硬仗！”

    帶著這樣的囑托，在這場人與瘟疫的較量中，既是“指揮官”也是“排頭兵”的郭利軍一定能夠在青島流亭機場口岸捷報頻傳。

    疫情肆虐，神州國門瞬間被緊張的氣氛籠罩著，但是檢驗檢疫國門衛士沒有驚恐，沒有退縮，危急中，他們挺身而出，迎難而上。

    山河注目，國門作證！

    2009年，甲型H1N1流感突如其來，全中國的檢驗檢疫人要用“國門衛士”這個名字再次書寫華彩樂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