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我國原子彈爆炸50周年

　　50年前的一朵蘑菇云，讓全世界看到了中國挺直的脊背，也看到了大國崛起的身影;50年前的一聲驚雷，從此改變了中國的前途命運，也改變了大國間的力量格局。要反對核武器，你就必須先擁有它，這是安全的保障，實力的體現和民族的尊嚴。
　　50年過去了，中國，已經從那個任人欺負的“窮小子”，變成了舉足輕重的“真漢子”。這個轉變的背后，有無數人的奉獻和犧牲，有無數人的赤子之心和報國之情。在中國核科學事業的發展史中，有些人的名字被永載史冊，有些人的名字卻化為煙云。但無論貢獻大小，他們都是改變了整個國家命運的真英雄。或許，原子彈爆炸50周年，最該被紀念的不是驚天動地的事件本身，而是這個事件背后，無數個默默付出的無名英雄。

蘑菇云　新中國的逆襲與加冕

　　國家的崛起之路與個人的成功之途其實并無二致，政府間的外交和個人間的人際關系也并沒有什么本質上的不同。如果把剛剛建立的中國比喻成一個一窮二白的屌絲，或許也并不算過分。　　四處凋敝、百廢待興、內憂外患、腰板不硬，新中國的一切都剛剛起步。那邊美國的核大棒隨便一揮，這邊的我們也就只能忍氣吞聲。這樣的日子，著實不怎么好過。而中國這個屌絲想要挺直腰板，幫助他華麗逆襲的工具，就是后來在羅布泊爆炸的那顆原子彈。

1964年10月16日周恩來宣布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人民日報社論

　　“敵人”的步步緊逼
　　早在1945年，美國在日本廣島、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的時候，毛澤東還當它是“資本主義的紙老虎”，并沒有什么可怕。但當他訪問蘇聯，親自觀看了蘇聯成功試爆第一顆原子彈的紀錄影片后，毛澤東就轉變了態度。“原子彈確實能嚇唬不少人，美國有了，蘇聯有了，我們也可以搞一點嘛。”
　　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更是將原子彈運到了朝鮮半島附近，預備對志愿軍進行攻擊。杜魯門也不止一次在記者招待會上聲稱，將采取包括原子彈在內的一切必要措施來應付當前的軍事局勢，更揚言要將原子彈作為普通炸彈來使用。此時的毛澤東和黨中央更加堅定了中國要有自己的原子彈這一信念。沒實力就要受欺負，沒武器就要受威脅。正如后來毛澤東所說：“原子彈，沒有那個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中國核武的計劃被提上了日程，中國也正式踏上了艱難逆襲的長征路。
　　中國要有自己的原子彈，橫在這個美夢面前的困難不止一兩個。一窮二白的新中國，連個正規的軍事工業都沒有，國民黨留下的破銅爛鐵也根本無法派上用場。1950年5月19日，毛澤東親自批準，在北京成立了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錢三強所長和夫人何澤慧兩人，在一個四合院內，開始了中國核事業發展的籌備工作。兩個年輕人，一個四合院，兩臺自行車，兩臺簡易車床，中國的核研究機構就這樣有了雛形。中央更是特意從國庫調撥了5萬美金，讓錢三強購買有關的書籍和儀器。據說，錢三強拿到的這沓紙幣，已經有了一股發霉的味道，因為這些錢是隨著作戰部隊東奔西走，好不容易保存下來的。
　　在錢三強的邀請下，核物理學家王淦昌、理論物理學家彭桓武、核物理學家鄧稼先、物理學家朱光亞、空氣動力學家郭永懷、材料科學家吳自良、核武器科學家陳能寬等人先后從國外歸來。放射化學家楊承宗還帶回了約里奧·居里夫婦贈送的10克碳酸鋇鐳標準源，同時，也帶回了讓·弗雷德里克送給毛澤東的一句話——“如果你們反對原子彈，就必須有自己的原子彈。”
　　1954年10月，在李四光的帶領下，普查委員會第二辦公室(簡稱普委二辦)在廣西采集到了中國第一塊鈾礦石。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了一次保密程度極高的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會上，錢三強等人用極其淺顯的語言說明了原子彈的原理、中國鈾礦的分布、開發原子能的設想。后來，這一天被定為中國核能發展的起始日期。毛澤東在會上說：“原子彈這事總是要抓的，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我們只要有人，又有資源，什么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就這樣，新中國研制核武器的計劃正式啟動，代號02。
　　1955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決議，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機械工業部(1958年改名為第二機械工業部，簡稱二機部)，具體領導全國的核工業發展建設和核武器制造。1956年，聶榮臻，陳云，薄一波組成三人小組，負責指導原子能事業的發展工作。同年，中央在二機部下設立了一個核武器局，對外稱九局，大批擁有世界尖端科學知識的高級人才都匯集到了這里。1958年冬，九局局長李覺帶領第一批技術人員和解放軍一共20多人，來到高寒缺氧的青海金銀灘，建設了我國第一個核武器研制基地。1963年初，二機部九局的大部分科研人員陸續地遷到了金銀灘的221廠，全面鋪開了原子彈的研究工作。
　　“老大哥”的背信棄義
　　1959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接到了蘇聯發來的一封信，稱蘇聯正與美英進行禁止試驗核武器協議的談判。為了避免談判受到影響，不利于達成協議，蘇聯政府決定，兩年內不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兩年后看情況再說。聽到這個消息，當時負責核工業的二機部部長宋任窮說：“天快下雨了，準備傘吧。”
　　幾個月后，暴雨如期而至。幫助中國發展核武器的蘇聯專家全部被撤回國，隨他們而去的，還有幾十個項目，以及幾百份合同的撕毀。就這樣，中國開始了核武器研制道路上的“自力更生”。
　　早在中國剛剛決定要發展核武器的時候，中國就向蘇聯請求了幫助，但被赫魯曉夫拒絕。經過協商，蘇聯還是同意幫助中國建立一個小型核反應堆，并培訓技術力量。1955年4月，中蘇兩國簽訂了蘇聯幫助中國建立核設施的協議，協議規定蘇聯幫助中國建立重水原子堆和回旋加速器，提供全套設備及技術資料，并且接受中方人員去蘇聯學習考察。
　　1956年，國際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赫魯曉夫急需中國的支持，在對中國援助尖端技術的問題上，改變了他原來的態度。中蘇兩國經過多次談判，在1957年10月簽訂了國防新技術協定，蘇聯承諾援助中國研制原子彈，在模型圖紙、原子彈制造技術，以及專家方面給予中國支持。1959年初，蘇聯派了一批專家來到中國。
　　本以為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中國的原子彈研制過程會按部就班地順利進行。當所有人都準備大干一場的時候，人們才發現所謂的“蘇聯援助”的真實面目。蘇聯專家只愿回答一般性的技術問題，一旦涉及到關鍵問題，一概閉口不談，中國因此也就無法得到核心技術。而合約里答應的模型圖紙，蘇聯也遲遲不給提供。而就是這樣摻了水的援助，最終也沒有維持多久。
　　“我們可以自己試試，這對我們也是個鍛煉。”這就是毛澤東對赫魯曉夫要撤走援助的回答。蘇聯的突然撤退，讓中國的核武器事業閃了腰。重大項目半路停頓，工廠停工停產，因為沒有留下說明書，昂貴的機器也沒人敢動。
　　別人靠不住，那就只能靠自己。蘇聯專家被撤走后，原來許多只能在這項工作中“靠邊站”的科學家被秘密調進了原子彈研究隊伍。許多人隱姓埋名，來到了代號“17號工地”的燕山山脈古長城腳下，開始自力更生、自己摸索，秘密進行爆轟實驗。但原子彈的研制所遇到的困難，還遠遠不止于此。

第一顆原子彈試驗前線部分指揮人員合影

　　“全家人”的同舟共濟
　　“我以革命的名義向大家募捐，請求你們立即搞一點糧食和副食支援我們的實驗基地吧，我們的科技人員太苦了，他們能不能活下來，是關系到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大事。”這是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國防科委主任聶榮臻為征集糧食時說的話。
　　1959年~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讓原子彈研制工作雪上加霜。吃不飽肚子，是橫在所有科研人員面前的一大困難。在當時流傳著這樣一個說法：喝一杯醬油湯或糖水，應堅持工作一小時以上;吃一粒伊拉克蜜棗，應堅持工作一個半小時以上。而理論技術出成績后，得到的獎勵就是糧票。
　　為了讓科研人員吃飽肚子，中央想盡了辦法。周恩來常讓海軍去捕蝦撈魚給他們吃，還讓商業部調配黃豆，甚至給科研人員發槍，讓他們去打獵。1962年春節，中央宴請一千多名科學家，在人民大會堂請他們吃了一頓肉，這一舉動，鼓舞了當時一大批科研工作者。
　　在國家經濟嚴重困難的時候，中央內部甚至為要不要繼續研制原子彈這一問題而激烈爭論。陳毅甚至激動地說，就是把褲子當了也要干。對此，中央特意進行了全國范圍內的調查研究。在調查了50多個重點單位，三千多名工作人員后，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只要各項保障跟上去，1964年研制成核武器并進行核試驗是可能實現的。
　　于是，周恩來，賀龍，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陸定一，聶榮臻等15人組成了中國研制核武器的最高領導機構，簡稱“中央專委”，統一協調全國力量。1962年，在周恩來的部署下，中央在全國各地抽調了197名高中級科技干部，以及1.5萬人的基建力量，迅速安排在全國20個省市自治區的400多個工廠和科研單位里。隨后，喜訊頻頻傳來。
　　1964年1月14號，甘肅蘭州鈾濃縮廠獲得了中國第一瓶豐度為90%的可作為原子彈裝料的高濃度鈾-235;1964年4月7日，內蒙古包頭核燃料元件廠生產出第一套核部件;1964年4月，甘肅酒泉原子能聯合企業核部件制造廠生產出第一批武器級濃縮鈾金屬;在離酒泉不遠的404基地，青年車工原公浦切削加工出第一套高濃鈾核部件;1964年6月6號，青海金銀灘221基地進行了全球爆轟實驗。這時候，代號596的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所需的全部核部件都加工出來了，接下來要做的，就是移師新疆羅布泊，進行真正的原子彈爆炸實驗。
　　新疆羅布泊，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地點。羅布泊上，為原子彈爆炸而建的巨型鐵塔高102米，共8647個構件。工程兵用飛機、火車、汽車、馬、駱駝等工具從北京將鐵塔部件運到了戈壁灘，累計行駛了1852萬公里，相當于繞地球460圈。試爆之前，共有5058人為了順利試爆而在艱苦的環境中進行著各項測試。

羅布泊核試驗基地

　　1964年10月4日，原子彈被運抵新疆羅布泊試驗場區。14日晚7時20分，原子彈被送往塔頂爆室就位。1964年10月16日下午3點，一聲巨響后，羅布泊的上空升起了蘑菇云。得知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后，毛澤東的第一句話是：“是真正的原子彈爆炸嗎?”王淦昌激動地說：“當然是!”

原子彈第一基地——青海221廠

　　從代號02的核武器研制計劃正式啟動，到羅布泊原子彈爆炸的成功，中國的原子彈研究經歷了近10年的歷程。隨后的1966年10月27日，“兩彈”結合(導彈核武器)飛行試驗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試驗成功。從此，中國擺脫了“核大棒”的威脅，挺直了腰板，成為了“有重要影響力”的大國。
　　艱苦奮斗、百折不撓、默默無聞、無私奉獻，對于中國核武器事業來說，這些詞匯并不僅僅只是說說而已。50年過去了，我們要記住那些事，那些人，還有如鄧小平所說的，我們要記住那個年代。

死神之手 原子“彈”生記

　　一個鈾原子核，原子量為235，通過裂變釋放出能量。這個在高倍顯微鏡下都無法看清的小小微粒的變化，或許算不上什么。但當它迅速引起周圍很多個相似的原子核裂變時，將在瞬間爆發出毀天滅地的力量，這就是原子彈。1945年8月6日，日本廣島市上空的一聲巨響，幾秒鐘就奪去了數十萬人的生命，也讓全世界記住了那枚代號為“小男孩”的超級炸彈。
　　原子彈的誕生，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和二戰的結束，但它的意義遠遠不止于此。從橫空出世的那一刻起，原子彈就成為一個國家爭取世界話語權的最佳籌碼。而另一方面，這只“死神之手”最先被誰掌握，也關乎著全人類的生死存亡。

哈恩與助手莉斯·邁特納在實驗室

　　躺在實驗室里的原子
　　希特勒曾說：“如果我戰敗了，我要讓全世界陪葬。”猖狂的語氣里似乎暗示著，他擁有毀滅人類的神秘武器。然而直到1945年柏林被攻陷，歐洲戰場結束，也沒見到希特勒神秘武器的影子。倒是在幾個月后，美國向世界宣告了原子彈的問世。試想，如果希特勒更早一些宣布這個消息，歷史或將改寫，而在當時這也不是不可能，因為制造原子彈的基本理論，最早就出現在德國。
　　1938年，“重核裂變反應”被發現，它的貢獻者德國物理學家奧托·哈恩因此而獲得1944年的諾貝爾獎。不過在此之前，歐洲原子物理科學家們為哈恩的發現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
　　1909年，英國物理學家歐內斯特·盧瑟福證實了原子核的存在，他根據α粒子散射現象提出原子的核式結構模型。1919年，盧瑟福用α粒子轟擊氮核時，又發現了質子。由此，原子核的秘密被逐漸揭開。
　　1934年，意大利物理學家恩里科·費米用實驗證明幾乎所有元素在中子的轟擊下都會反生核變化，這個工作讓費米離“重核裂變”的發現非常接近。1938年末，哈恩與助手用中子轟擊鈾原子核時發現：裂變的反應迅速強烈，釋放出很高的能量，鈾原子核裂變成為一種原子序數更低的元素。
　　核裂變的關鍵意義在于它可以提供能源。然而，當哈恩做出這一歷史性的發現時，人們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因為一個鈾原子的核裂變產生的能量畢竟還太少。而接下來費米又作出了貢獻。1939年，費米為逃避意大利法西斯的迫害，漂洋過海到美國，當他聽說哈恩的發現后，立即意識到：一個裂變的鈾原子可以釋放出足夠的中子來引起一項鏈式反應。這一思想后來被法國的約里奧·居里夫婦用實驗證明。鏈式反應的提出，為人類利用核裂變生產源源不斷的核能創造了條件。
　　然而，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核裂變的巨大潛力被優先考慮應用于軍事。1939年9月，物理學家尼爾斯·玻爾和他的合作者惠勒從理論上指明引起核裂變反應的最好元素是同位素鈾235。正當這個研究成果發表時，英法兩國向德國宣戰。
　　理論的完備和戰爭的需要，讓德國有了發展原子彈的可能。為了搶占先機，美英等國也開始秘密實施自己的計劃。于是，一項實驗室里的科學發現即將演變成制造武器的競賽。
　　萬事俱備，只欠時間
　　1939年秋天，二戰爆發的消息剛傳到美國，從歐洲逃難到這里的科學家們開始憂心起來，他們推舉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給時任美國總統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寫了一封信。信中指出“核裂變”極可能被德國用于制造一種威力無窮的新式武器，希望美國予以重視。

愛因斯坦和他的夫人來到美國避難

　　羅斯福當時采納了這個建議，不過看上去并不是真的采納，因為他只愿意提供6000美元用于原子彈的研究。而當時的德國在這個項目上投入了100萬馬克(相當于74萬美元)。羅斯福認為美國還沒有卷入戰爭，因此核武器研制并非迫在眉睫。
　　在研制原子彈的競賽中，德國占據了先天的優勢。除了成熟的理論基礎和依托于哥廷根大學的一批原子物理人才，德國還擁有強大的化學工業，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地區的天然鈾礦資源。這一切似乎預示著德國將第一個擁有原子彈。然而歷史并非如此。
　　二戰初期，希特勒憑借“閃電戰”迅速侵占了歐洲大片土地。對閃電戰術的自信，讓希特勒忽略了原子彈的重要性。他給德國科學界下了這樣一條命令：如果一種新武器在6個月內無法投入使用，就不要研究了。6個月研制出原子彈，基本是天方夜譚，這也導致德國的科學家們遲遲拿不出一個核研究計劃。到1942年，他們決定改變德國“鈾”計劃的方向，從研制原子彈，轉向核能開發，為德國的軍艦、潛艇提供動力。
　　盡管希特勒本人拖慢了德國科學家研制原子彈的腳步，但在當時，德國的核反應堆技術依然走在世界的前列。這樣看來，如果希特勒想要原子彈，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燕子”行動
　　1942年10月的一天，倫敦的街道彌漫著灰蒙蒙的霧氣，一輛卡迪拉克轎車駛向英國的軍情處，來人是挪威流亡政府的情報局局長利夫·特隆斯塔德。他帶來一個重要情報：德軍正在它的占領區挪威的一個名叫維莫克的水電站正在悄悄生產重水。
　　重水是核反應堆中的減速劑，英國方面當然知道，德軍生產它正是為了制造原子彈。于是一個破壞德國原子彈計劃的行動立即展開。利夫建議英國出動轟炸機炸毀水電站，但提議很快被否決，理由是：維莫克水電站建在挪威一處山區的峽谷中，地勢險要，德軍在各個方位都布下了重兵和坦克，飛機根本無法靠近。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在挪威空降一個特種部隊，潛入水電站將其炸毀。
　　執行任務的特種部隊，代號為“燕子”，成員大多是挪威人。1940年希特勒以閃電般的速度侵占了挪威本土，許多挪威人流亡英國后加入了特種訓練營。這次正是他們回到祖國，反擊德國的大好機會。
　　“燕子”選擇的接頭人是一個叫納蘭德的挪威青年，他的家鄉就在維莫克水電站附近，他對那里的一切都非常熟悉。在納蘭德混進水電站，摸清了詳細進出路線和重水存放地點之后，特種部隊很快抵達。
　　然而，行動并不順利。維莫克水電站所在的山區氣候惡劣，山上常年積雪，時有大風。緊急空降的“燕子”們并沒有在指定地點落地，而是暴露在德軍的營地，第一批隊員全部被俘，經過審問后遭槍斃。
　　“燕子”行動不僅徹底失敗，而且暴露了英國人的意圖，德國因此加強了對水電站的封鎖力度。但此時英國已經展開第二次突擊。執行這次任務的是從英國皇家陸軍精選出的特種隊員，他們利用“燕子”行動獲得的教訓，選擇在夜晚降落，沿著山谷的一條隱蔽路線潛入水電站，然后安置炸藥、引爆、撤離，整個過程如同一部驚險的暗戰片。
　　幸運的是，這一次，他們成功了。希特勒的原子彈計劃遭到重創。
　　絕密曼哈頓

曼哈頓工程所在地：Los Alamos 中央實驗室

　　德國的自我拖延，英國的暗中破壞，這些都為美國的原子彈研制爭取了時間。然而，當我們把目光投向美國的時候，可能會捏一把冷汗，因為它的領導人對原子彈還是一知半解。
　　1939年，愛因斯坦給羅斯福的信中提到，一枚原子彈可以炸掉一個海港。但原子彈的真正威力遠遠超出了科學家們的想象。羅斯福自然更不清楚了。但據說，他的私人顧問給他講了一段故事：當年如果拿破侖采納了富爾頓的汽船技術，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就不會有后來的兵敗滑鐵盧。羅斯福表示，他不愿做第二個拿破侖。
　　然而，在1939年成立的美國“鈾”委員會，卻只收到6000美元的撥款。羅斯福研制原子彈的決心并不堅定，直到1941年12月7日，海軍陸戰隊參謀長馬歇爾將軍向他匯報：日本在當天凌晨襲擊了珍珠港，美國太平洋艦隊損失慘重。
　　羅斯福聽完表情凝重，他拿起電話打給了國防部，詢問起美國鈾研究的最新進展。美國國防部立即意識到他們必須拿出一個完備的原子彈研制方案。很快，一份關于加速原子彈研制進程的報告，交到了羅斯福手里。
　　如今已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羅斯福曾批準了這份報告，不過，據說，他把報告退回國防部時在里面夾了一張便簽。就是這張便簽，開啟了美國研制原子彈的“曼哈頓”工程。
　　“曼哈頓”工程具有絕密性，連時任副總統的杜魯門也被排除在知情人外。工程負責人是萊斯利·格洛夫斯，曾任美國陸軍工程局副局長，領導過美國五角大樓的建造工作。
　　格洛夫斯是個軍人，他知道原子彈對于美國意義重大，但他要面對的是召集與管理一群頂尖科學家的任務。因此，找到一位能負責整個研制計劃，又在科學界具有威望的首席科學家非常重要。格洛夫斯推薦了物理學家羅伯特·奧本海默。
　　不被信任的人
　　眾所周知，奧本海默被譽為美國的“原子彈之父”，在他的出色領導下，美國成功研制出了原子彈。然而，1942年6月，當格洛夫斯推薦奧本海默擔任“曼哈頓”工程中央實驗室主任時，卻遭到了聯邦調查局的反對。理由很簡單，他們懷疑奧本海默是共產黨員，是不被政府信任的人。
　　奧本海默，1904年出生在美國紐約，父親是德籍猶太人。1925年，奧本海默從哈佛大學畢業，來到英國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研習實驗物理，第二年又到德國哥廷根大學跟隨馬克斯·玻恩研習量子力學。因病回國后，他于1929年在加州伯克利大學擔任教授。當時正值美國經濟大蕭條，奧本海默對共產主義理論產生了興趣，他與美國的一些共產主義團體建立了聯系。西班牙內戰期間，他曾通過這些渠道，向西班牙人民政府捐款。
　　盡管奧本海默不是一位共產黨員，但在當時已經引起了美國當局的注意。如今，要把保密級別極高的原子彈工程交給他，美國軍方自然很謹慎。然而，格洛夫斯認定奧本海默是個天才，他的強硬作風，讓奧本海默通過了審查。
　　但通過審查，并不意味著奧本海默從此就能夠順利主持“曼哈頓”工程了，相反，他從此掉進了一個讓人窒息的漩渦之中。
　　在主持“曼哈頓”工程的歲月里，奧本海默除了要認真把每項工作落實好，還要面對隨時被監視、盤問、調查的處境。他的房子、電話都裝上了竊聽器。1943年夏天，奧本海默接到他過去的戀人瓊·塔特洛克的電話，她想見他。
　　瓊是個共產黨員，1936年與奧本海默結識，1940年嫁給了生物學家凱瑟琳·哈利生——一個左翼份子。盡管奧本海默知道，他此番赴約將被盯梢，仍堅持前往。理所當然，這次會面讓瓊出現在了聯邦調查局的名單上。
　　對于類似這樣的監視和調查，奧本海默選擇了忍受。他的忍受與堅持，讓美國的原子彈研制取得了成功。但是他的前女友瓊，卻選擇了另一條道路。和奧本海默見面一年后，她自殺了。遺書中寫到：我想活，作出貢獻，但不知道為什么，我癱瘓了。奧本海默知道，她所說的癱瘓，是精神上的。
　　“你可以換床單了。”
　　在“曼哈頓”工程接近尾聲時，盟國在二戰中也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為了督促日本投降，波茨坦會議預定在1945年7月1日召開。不過這時，美國總統杜魯門突然改變了計劃，把會議推遲到7月17日，因為前一天正是美國第一顆原子彈的試爆日期。他準備借這個機會，向各國元首炫耀一番。
　　試爆當天，奧本海默跟隨科研人員一起，從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來到了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沙漠。臨行前，他對妻子說，“如果我的回信是——你可以換床單了，就代表試驗成功。”妻子從花園里摘來一株三葉草送給他，祝他好運。

鏡頭記錄下的世界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瞬間

　　1945年7月16日，人類歷史上第一枚原子彈“大男孩”爆炸了。升騰的蘑菇云，耀眼的強光，和劇烈的聲響，讓在14公里之外觀測的科學家們大為震撼。此時的杜魯門，已經抵達波茨坦，他聽到這個消息，按捺不住內心的喜悅，悄悄對身邊的斯大林說：“我們擁有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炸彈。”斯大林微笑地回應道：“那很好啊，可以用來對付日本人。”
　　那一天，原子彈終于誕生。有的人哭了，有的人笑了。但奧本海默獨自離開了試驗場，他回到實驗室抽了根煙，然后拿起電話打給妻子，他語氣平靜地說：“你可以換床單了。”

王淦昌：我愿以身許國

　　1961年4月3日，剛剛回國不久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機械工業部的一紙通知：劉杰部長約他即刻見面。在辦公室，劉杰與錢三強一同會見了王淦昌，并向他傳達了中央的重要決定：希望他參加中國的核武器研究，并要他放棄自己的研究方向，改做他不熟悉但是國家迫切需要的應用性研究，最后問他是否愿意改名。王淦昌毫無遲疑，當即寫下了王京兩個字，并擲地有聲地說：“我愿以身許國。”

　　17號工地

　　背井離鄉、隱姓埋名、絕對保密、斷絕與海外的一切關系，就這樣，王淦昌投入到了核武器的研制工作當中。到九局報道后不久，彭德懷、陳毅等人還專程來看望了參與核試驗的科學家們，陳毅元帥握著王淦昌的手說：“有你們這些科學家撐腰，我這個外交部長也好當了。”
　　原子彈的研究工作一切都是從零開始，為了培養爆轟實驗的隊伍，王淦昌專門給年輕人上了一周的培訓課，從數學到物理再到實驗分析。在所有的工作都準備就緒后，他們一行人就來到了燕山山脈古長城腳下的17號工地。
　　一座碉堡，幾排簡易的營房，十幾頂軍用帳篷，這就是中國第一個原子彈爆轟試驗場和部件研制基地。王淦昌和陳能寬在這里帶領著一支人員平均年齡只有20來歲的年輕的攻關隊伍，一次又一次地進行著爆轟實驗。
　　工地的生活條件非常艱苦，但更艱苦的是科研環境。最初爆轟實驗用的炸藥和部件，全都是在帳篷里，用搪瓷盆和木棍手工攪拌出來的。在帳篷中攪拌炸藥十分辛苦，因為帳篷通風不好，滿室內都充斥著炸藥粉塵，古怪難聞的氣味沖鼻而入，攪拌者還要快速攪動。雖然辛苦，但年輕的小伙子們卻都干勁十足，越是苦差事大家就越爭著去干，最后干脆輪流攪拌。50多歲的王淦昌也要爭著干這個活，大家看著心疼，就把他推到帳篷外，但只要沒人注意，他又會回到帳篷里。
　　作為負責爆轟實驗全面工作的領導人，王淦昌對實驗的各個環節都要抓。從炸藥的研制，炸藥成型研究，到爆轟物理實驗，再到最后的測試工作，他都要親自指導。王淦昌從前的研究領域是實驗物理，對炸藥學、爆轟學、爆炸力學等不甚熟悉。他就只能從頭學起，學會了就到17號工地給大家講課。講課中時常會遇到難題，他就發動大家一起討論，能者為師，會者為師。在17號工地，大家都是白天緊張工作，晚上鉆研書籍。就這樣，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在一次次的實驗改進后，終于解決了炸藥質量問題。
　　17號工地的爆轟實驗，在王淦昌、郭永懷、陳能寬等專家的組織領導下取得了重大的科研成果。王淦昌先后提出的“炸藥透鏡法”“真空澆注法”“泡沫法”和德國的“綜合顆粒法”等都取得了成功。經過大家的努力，突破了測試工作的技術難關，基本掌握了內爆的規律和實驗技術。
　　隨著17號工地爆轟實驗的成功，中國的核武器試驗也拉開了序幕。有人說，燕山腳下的隆隆炮聲，是中國核武器事業爆轟實驗的第一樂章。在離開爆轟現場那天，55歲的王淦昌拔下了幾根白頭發，放在石縫中留作紀念。20年后，他因17號工地的爆轟實驗而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獎的一等獎。
　　17號工地的日子雖然艱苦，但人的心卻是輕松向上的。正如陳能寬曾經對王淦昌說的：“就是啃窩窩頭，也比被人家稱作二等公民好多了。”

　　221廠
　　1963年3月后，大部分科研人員都要奔赴大西北核試驗基地。因為保密要求，王淦昌告訴妻子吳月琴，他要到西安工作一段時間，隨后，就前往了青海金銀灘。
　　金銀灘地處青海省海晏縣，位于金銀灘草原中心地帶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對外稱221廠。據說，為了共和國的核事業，當年金銀灘草原的1700多戶牧民全部搬遷出去，無償地讓出了世代居住的土地。

　　在221廠，王淦昌依然主抓爆轟實驗，也就是“冷實驗”工作。爆轟實驗分散在幾個離他住地很遠的實驗基地進行，這里遠比當年17號工地大得多。為了隨時掌握實驗進行的情況，他便走馬燈似的穿梭在幾個實驗基地之間。每天，人們都可以看到王淦昌穿著一身統一配發的軍用大衣，腳上穿著一雙高筒靴，坐著吉普車匆匆而過。在基地，小伙子們幽默地稱他為“王老頭”。
　　研制核武器是舉國上下的大事，負責這樣一份工作，心里的壓力可想而知。就連王淦昌在療養期間，陳毅也會語重心長地問：“你們這玩意兒什么時候造出來啊?”王淦昌只能簡短地說：“快了。”
　　繁忙的工作和巨大的壓力也讓王淦昌無法時刻保持冷靜。工作時，王淦昌的“牛脾氣”是眾人皆知的。有時工作出了差錯，他也會大聲發脾氣。就連鄧稼先這樣的老科學家因為實在忙不過來，想要遲一點再上交推導數據，在跟這個王院長請示的時候，心里也是忐忑不安的。晚年王淦昌在回憶錄中寫道：“任務非常緊迫。原子彈研制，是一個龐大而復雜的系統工程，各個環節都要嚴格把關。理論方案確定之后，生產實驗的各個方面，必須做到周恩來總理要求的‘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
　　核武器工作保密程度極高，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一丁點信息，而工作人員的行蹤、與何人會面也是有著特殊要求的。一次，王淦昌剛從基地回到北京，還沒顧得上喘口氣，就又接到了讓他立即返回西北基地的命令，他便不得不馬上啟程離京。后來他才知道，當時來北京的日本科學家想要見王淦昌，而他的身份是無法會見外賓的，于是周總理才通知他趕快離京，返回基地，同時告訴外賓，王淦昌不在北京，無法約見。
　　在錢三強的提議下，我國在研制原子彈的同時，就已經開始著手氫彈的探索。在原子彈成功爆炸后，身為核武器研究院主管實驗的副院長，王淦昌又迅速地投入到了氫彈實驗中。1966年初，年近60歲的王淦昌和實驗部的同志們一起，制定了爆轟模擬實驗方案，在一次次冷實驗中解決了引爆設計技術中的關鍵問題。
　　在氫彈的研制過程中，我國遭遇了文革浩劫，幸好在周恩來的保護下，尖端科技領域還算相對平靜。但在那個特殊的時期，王淦昌也依舊無法幸免，也受到過批斗。盡管如此，他還是頂住壓力和委屈，始終以科研為重。氫彈原理實驗成功后，聶榮臻激動地握著王淦昌的手，而王淦昌只是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不輕松!”
　　聚少離多
　　在戈壁灘，流傳著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一對年輕夫妻在通往西部基地路上的一棵樹下道別。丈夫對妻子說：“我要去遠方工作，可能幾年里不能給你寫信，但我會天天在心里給你寫信。”妻子也對丈夫說：“我也要去遠方工作，幾年中也無法給你寫信，我會天天想著你，就像我們天天在一起一樣。”他們分手時，始終也沒有告訴對方自己究竟要去哪里，做什么事。而沒過多久，在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現場，這對夫妻不期而遇。雖然雙方都穿著工作服、戴著口罩，但兩人還是一眼就認出了對方。

　　像這樣因為核試驗工作而夫妻分離的例子還有很多，而故事里的主人公還算是幸運的一對，大部分人都與自己的另一半異地相隔，一分離就是幾十年。王淦昌因為學業與工作，與妻子和孩子更是聚少離多，很少見面。他的兒子王德基曾回憶說：“我們也不知道父親干什么去了。母親說，父親在信箱里。”
　　王淦昌與妻子吳月琴的婚姻，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王淦昌的童年十分不幸，4歲時父親離世，13歲時母親病故。父母去世后，年少的王淦昌和外婆相依為命。外婆早早給他訂了一門親事。女方是大戶人家的千金，知書達理、門當戶對。年少的王淦昌不敢有違，還不懂愛情是何物的他便懵懵懂懂地與大他3歲的吳月琴成了親。
　　王淦昌來到上海讀中學時，“五四”運動的浪潮已經影響深遠，各處都是“反對包辦婚姻”“爭取婚姻自由”的口號。年輕的王淦昌在新文化的沖擊下甚覺困惑，覺得自己似乎犯了一個錯誤，成了封建禮教的犧牲品，心靈受到了極大的震動。他不敢讓同學知道自己已娶妻子，又不敢在外婆和妻子面前提及新文化運動，這令他十分矛盾。
　　王淦昌經過自己的努力，順利考入清華大學。本以為自己的學業和理想正要乘風起航，回到家后卻發現妻子剛剛為他生了一個女兒。角色的迅速轉變讓王淦昌矛盾不已，但賢惠的吳月琴對他說：“你放心走吧，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大學4年間，吳月琴先后為他生下了3個兒女。大學畢業后，王淦昌未與家人商議便考取了德國的官費研究生。對于丈夫的選擇，深明大義的吳月琴也沒有任何埋怨。在德國期間，王淦昌師從大家、刻苦鉆研，成為躋身于世界科學前沿的知名科學家。1934年回國后，剛與家人團聚沒多久，王淦昌便又前往山東大學任教。直到1935年，王淦昌調到浙江大學任教后，他才能夠與家人生活在一起。1937年，王淦昌的第4個孩子出生，第一次陪在分娩妻子身邊的他倍感愧疚，孩子出世后，他給孩子取名“德基”，以此頌揚妻子“德如磐基”的偉大。本以為再也不會與家人分離的他，卻又因中國核科學研究的一紙調令，再次與家人分離。甚至更名換姓，“隱居”邊疆。
　　在研制核武器工作的十多年間，王淦昌基本很少回家，即使好不容易回家一次，也依舊在忙他的工作。吳月琴知道丈夫在做大事，一個人撫養著5個孩子，并把他們全部培養成了大學生。而身為父親的王淦昌，不僅沒能陪伴孩子們的成長，就連3個女兒的婚禮也全都沒能參加。
　　王淦昌90歲壽辰時，他的學生李政道問他一輩子最滿意的是什么。他回答說，這輩子，最滿意兩件事，一個是他的妻子和兒女，另一個就是他的核研究事業。他說，他的妻子一個人把5個孩子都培養成了大學生，功不可沒。1998年，這兩個相伴了78年的夫妻先后離世。他們去世的時間，前后相隔不到半年。最終，他們被合葬在王淦昌的故鄉——江蘇常熟的虞山山頂公墓。

致那些被人們遺忘的幕后英雄

——馬國惠將軍專訪

　　馬國惠，1941年出生于哈爾濱市，1960年7月保送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習，1965年8月畢業，分配到國防科委第21試驗訓練基地工作。曾任國防科工委第21試驗訓練基地司令員，國防科工委副參謀長，總裝備部后勤部部長。2001年退休。
　　任何一項驚天偉業的完成，背后都有著無數人的心血汗水和無私付出。在這些人中，能夠像程開甲、錢紹鈞、林俊德等人那樣榮譽等身的只是少數，大部分人都在時過境遷后，成為了被遺忘在角落的“幕后英雄”，成為在泛黃史冊中，那串龐大數字里的一員。但是，沒有這串“數字”的奉獻，也就不會有這項工作的順利完成。在核試驗的工作團隊中，有很多被我們遺忘了的“數字”，他們雖“無名無姓”，卻做著關系國家命運的大事。“艱苦奮斗，干驚天動地事;無私奉獻，做隱姓埋名人。”這是所有參加核試驗工作的“馬蘭人”總結出來的“馬蘭精神”，同時也是對參與核試驗事業人員的絕好描述。
　　艱苦奮斗，干驚天動地事
　　核試驗事業是如何驚天動地的，人們都已經知道。但人們不了解的是，為了做成這件“驚天動地”的事，“馬蘭人”是如何用實際行動，踐行“艱苦奮斗”這四個字的深刻內涵的。
　　和當年的馬國惠一樣，許多風華正茂的學生剛剛大學畢業，就被派往邊疆的核試驗基地從事核試驗工作。從象牙塔到戈壁灘，從學校課堂到核試驗現場，這些如今看似有點跳躍的轉變，在當時那些還未經歷過太多風浪的學生們眼里，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這不僅因為當兵的人要做到“一聲令下，打起背包就出發”，更是因為在那個年代里，每個人都擁有的火熱激情和赤子胸懷。
　　核試驗基地建在荒蕪的戈壁灘上，因為水渠旁生長著耐寒、抗旱的馬蘭花，而取名馬蘭基地。馬蘭基地建設初期，條件十分艱苦。科研人員、施工部隊和后勤保障人員住在帳蓬里或半地下的地窩子里，高低床、紙箱子、火爐子，這幾乎就是他們的全部“家具”。
　　居住條件簡陋或許不算什么，但惡劣的氣候環境卻實在折磨人。夏天，大漠上的地表溫度高達60℃~70℃，參加核試驗任務的指戰員頭頂烈日，在酷暑中一干就是一個夏天;冬天，零下20℃左右的低溫下，照樣野外作業。晚上，住在不太保溫的帳篷里，格外寒冷。特別是下半夜火爐熄滅后，很多人都會被凍醒。為了御寒，大家都把皮大衣墊在身子下面，把棉衣、絨衣全蓋在身上，有的同志甚至戴著皮帽子睡覺。戈壁灘上時常刮大風，常常會把帳蓬刮倒，為此，晚上睡覺時，有的同志就干脆用背包帶連床帶被褥都捆在身上。
　　基地的后勤保障也很困難，馬蘭基地的所有人員，從將軍到士兵吃的食物都是從內地運過去的。由于新鮮食物無法保存，他們能吃到的蔬菜很少，肉、魚、雞等大部分都是冷凍食品或罐頭;還有黃豆、粉條、海帶等。平時的食堂飯菜也很簡單，基本上是土豆、白菜、蘿卜“老三樣”。

馬國惠與朱光亞

　　在戈壁灘上，最寶貴的還是水。基地人員喝的水，都是從上百公里外的河里拉來的苦咸水。為了節約水資源，每個人的用水都是定量供應，每人每天就一盆水，早晨洗臉刷牙，晚上洗腳，然后將水就地倒在空氣極為干燥的帳蓬里，很快就蒸發了。
　　說到“馬蘭精神”中“艱苦奮斗”這四個字，馬國惠將軍向我們解釋了背后更深層次的內涵。或許在外人看來，“艱苦奮斗”指的是環境上的和生活上的“苦”，或者指的是工作上加班加點的“累”。其實，對科研人員來說，條件更為“艱苦”、更需要他們“奮斗”的，還是在專業技術方面。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國是“一窮二白”的狀態，核試驗技術方面“一無圖紙、二無資料”，他們只能跟蹤美國公布的解密資料，從字里行間分析數據，“猜”數據背后的方法，在獨立思考的基礎上，集體討論，集思廣益，最后才能做出總體方案，開始設計、加工、采購、組裝、調試、修改，經過若干次反復，直至最后圓滿完成。另外，在“突出政治”的背景下，那時候的人政治壓力也非常大。每次核試驗任務，上級批準總體方案后，因為核試驗不“等人”，就必須要加班加點地加工、調試，以保證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任務。
　　無私奉獻，做隱姓埋名人
　　“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這是大部分參加核試驗工作的人員一生的真實寫照。

1995年夏 核試驗任務現場

　　每當說起“馬蘭人”無私奉獻的故事時，馬將軍總是深有感觸，也常常無奈嘆息。有太多的人為了核試驗事業奉獻了自己的一輩子，這些人默默無聞，這些人甘為人后。有些犧牲往往在無形中影響著他們的一生，甚至影響著他們子孫后代。
　　“隱姓埋名”，這是剛剛參加核試驗的工作人員必須要做的事情。核試驗工作屬于高度機密，最初參加工作的他們不得不瞞著所有人，他們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在“與世隔絕”的戈壁上，做著連親人都不知道的“驚天大事”，一干就是幾十年。
　　馬將軍說，大部分年輕人被派往基地后，與戀人長時間無法見面，由于保密要求也無法通信，最終只得無奈分手。這些人中有的直到退休后才找到伴侶，有的甚至一輩子都沒有結婚。而已經結了婚的人，大部分也都是兩地分居，常年不能見面，很多同志妻子分娩時不能在身邊，子女也無法照顧。很多同志不能盡孝父母，甚至不能送終。有的夫妻二人工作都忙，子女的教育就這樣被耽誤了。參與核試驗工作的人大部分都是優秀的高材生，但他們中很多人的兒女連大學都沒有考上，工作也十分平平。后來老戰友聚會，有些人甚至連車票都負擔不起。有一幅對聯：“舉杯邀月，恕兒郎無親無義無孝;獻身國防，為祖國盡職盡責盡忠。”說得特別貼切，也是當時馬蘭人的真實寫照。
　　說到這里，馬將軍給我們講了兩個人的故事。現年94歲高齡的副所長孫瑞蕃研究員曾經是光學測量研究室的主任。工作兢兢業業的他為戈壁灘奉獻了20年的光陰，培養了很多專業技術將軍和專家，但因為工作繁忙、無暇顧家，孫老的兒子、女兒學歷都不高，工作也很一般，而他自己的級別也一直沒得到提升。
　　已經去世了的董壽莘教授，在基地干了近30年的時間，他不僅帶領團隊研制出了地下核試驗的大鉆機、小鉆機，許多初創時期的項目、論證也都是他提出的。雖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的待遇也一直沒有得到提升，這位調來就是副軍職待遇的三級教授，在基地的職務也只是正師職的副參謀長。年輕時身體非常健康、十分能吃苦的他，晚年卻患了小腦萎縮，在87歲時與世長辭。
　　還有很多甚至連名字都不被人知曉的工作人員，在“隱姓埋名”干了一份轟轟烈烈的“大事”后，又繼續成為不被人知曉的人物，過著平凡的生活，做著更加平凡的事。仿佛那些曾經的轟轟烈烈，都與他們絲毫無關。“艱苦奮斗，干驚天動地事;無私奉獻，做隱姓埋名人。”這句話究竟有多貼切，恐怕只有當事人才能懂得。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麥克阿瑟的這句名言，用在曾經為中國核試驗事業默默奉獻的人身上，或許再適合不過。

許向陽 用歌曲講述科學家的故事

　　科學當然可以優美，科學一樣可以流行。科學可以像對唱的情歌那般優美婉轉，也可以像通俗歌曲一樣深入人心。在科學歌曲領域，詞作家許向陽做了一個勇敢的開拓者。
　　“求真的科學因為藝術而變得優美，求美的藝術因為科學而變得嚴謹”，這是許向陽對科學歌曲的完美詮釋，也是對他自己所創作歌詞的總結。
　　從軍旅詩人到為科學而歌
　　在一本1997年出版的詩集《漂泊的思緒》中，關于作者許向陽的介紹是這樣寫的：“1962年出生在北方的一個山城，解放軍通信學院畢業，現在總參謀部通信部供職。對文學有些興趣，有報告文學、散文等一些文學作品散見于報刊。有時抵御不住詩神的誘惑，也寫一些分行的文字在報刊上發表。與詩相識多年，至今仍不敢說詩為何物，擔心掛一漏萬，褻瀆了詩的神圣。”
　　這本薄薄的詩集，記載著許向陽那些因漂泊的思緒而感寫成的“分行的文字”。這些文字，有對軍營的體驗，對大自然的感悟，對愛情的思索，也有關乎人生的隨想，許多作品思想內涵深刻，觀察視角獨特，呈現出具有現代意識的“冷抒情”詩風。多年后的許向陽再拿出這本冊子，只是謙虛地把它形容為“對新詩有興趣，隨便寫寫”的成果。正如著名詩人劉湛秋先生在詩集的總序中所說，讀一本書，其實就是在讀一個人。

許向陽與錢學森之子錢永剛

　　翻開這本詩集，有一首80年代初期寫的小詩——《我與一本書》：
　　“我是被放逐的/于那片人跡罕至的荒漠/我的一切都因饑渴而死/只有肉體還活著/被通緝的那本封皮殘缺的余毒/流落到荒地的一隅/于我的殘骸上/萌生了一株不死的青蒿”
　　這首后來被歸為現代科學詩的作品開啟了許向陽歌詞創作的歷程。此后，這首詩經常作為經典的現代科學詩出現在報刊圖書等各類詩歌選編中，出現在校園的朗誦會、詩歌會等場合上，出現在地鐵4號線“詩歌坊“的櫥窗里。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社長蘇青曾對這首詩歌有過這樣的評價：“書是知識的象征，書是人類的精神食糧。在當前倡導閱讀、建設學習型社會的新形勢下，《我與一本書》這首詩的積極意義，不僅在于對‘文革’焚毀圖書、踐踏知識、禁錮思想、摧殘心智的苦難歷史進行了無情批判，而且還對人們進一步反思人與書的關系、匡正人們對知識的態度有著積極而深刻的啟示作用，是追求知識、追求真理的人們值得仔細欣賞和認真回味的一首好詩。”作者對讀者的反饋這樣認為，“有些讀者喜歡我這首詩并且不因時間的流逝而淡忘的原因，還是脫離不了它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也就是說，可以讓一些喜歡思考的人們感受掀起歷史瘡疤的刺痛感，感受選取歷史視角的獨特和新穎，感受這種表現歷史方式的美感。”
　　詩作《我與一本書》讓許向陽的文學才華被科技界所熟知。2009年，中宣部開展了一個“愛國歌曲大家唱”活動，下發了《100首愛國歌曲》。時任科學之聲合唱團團長的陶學中先生對許向陽抱怨說：“我們唱的都是別人的歌，科技工作者直接抒發愛國之情的歌曲沒有。”此后，宣傳處處長許向 陽開始關注科學歌曲這一領域。六集文獻記錄片《錢學森》拍攝，許向陽被邀請為該影片的主題曲創作歌詞，于是，就有了《飛翔的路》的誕生。在這首歌曲的創作中，許向陽總結了“口號式”或“概念式”寫法的教訓，規避了“祖國、人民、科學、導彈、火箭……”這些所謂的關鍵詞，將錢學森“出國”和“回國”的情緒流動、心態波動作為歌曲的主體，而副歌部分則是以主人公尋找自己精神家園或精神歸屬為高潮的爆發點。這首與曲作家田曉耕合作的處女作不僅獲得了廣大聽眾的好評，更是得到了錢學森的夫人蔣英女士的高度認可。也就是從這首歌開始，許向陽走上了科學題材歌曲的創作道路。《飛翔的路》也從熒幕上被搬下來，成為各種科技類舞臺劇、以及科技盛典晚會的主題曲，2013年更成為了MV“神十飛天”的主題曲。由此，許向陽感嘆：“在科技界與社會公眾之間，不僅需要科技知識的溝通，更需要情感的溝通、心靈的溝通”。
　　原子彈研制者的心聲
　　《守望家園》

汪正正演唱《飛翔的路》

　　多少次潮起的呼喚/多少次潮落的思念/潮起潮落澎湃著兒女的心愿/故土淪陷/游子為你牽掛/異鄉的夜晚尋找日出的明天/多少次經歷風雨/多少次過往云煙/風雨云煙見證著不變的諾言/東方巨響/世界為你震撼/科學的天空今夜星光燦爛/你的夢想是我的企盼/你的熱情是我的溫暖/我們一起守望著家園/大漠炊煙/風中馬蘭/五星紅旗，映紅久違的笑臉/你的夢想是我的企盼/你的熱情是我的溫暖/我們一起守望著家園/時光流逝/容顏改變/我的祖國，心中永遠地眷戀
　　2013年10月是我國著名核物理學家、中國原子能科學事業的開拓者錢三強先生百年誕辰，中央電視臺與中國科協、中核集團共同制作4集文獻記錄片《錢三強》并在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播出。歌曲《守望家園》為該片的主題歌。
　　《守望家園》由許向陽作詞、張征作曲，馬海生、黃堃共同演唱。守望家園指“守望”三個層次的“家園”，包括祖國家園、科學家園、戰友家園。
　　這首歌曲采用男女對唱的演繹方式，歌詞樸素大方、旋律清新優美。一首科學愛國歌曲，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意識形態色彩濃重的語言，而用樸素的詞語來表現以錢三強為代表的一批原子能事業奠基人的愛國精神和崇高情懷。“多少次潮起的呼喚，多少次潮落的思念”“你的夢想是我的企盼，你的熱情是我的溫暖”……對仗和句式的安排不僅使歌詞錯落有致，更使得歌詞的首、中、尾三段層次分明、節奏感很強。為了展現錢三強作為核物理學家科學報國的赤子情懷以及他為新中國“兩彈一星”事業所立下的不朽功勛，作者巧妙地運用“故土淪陷，游子為你牽掛”“東方巨響，世界為你震撼”以及“大漠炊煙，風中馬蘭，五星紅旗”等抽象與具象完美融合的手法予以表達，將原子彈這一離人們十分遙遠且看似有點冰冷甚至恐懼的概念以豐富的色彩和美麗的畫面進行詮釋，從而使聽眾獲得感同身受的認同感。歌詞最后四句“時光流逝，容顏改變;我的祖國，心中永遠地眷戀”言簡意賅，與“不變的諾言”相呼應，大氣委婉中透著對信念的堅定、堅持和堅守，傳達的是一種民族的情感、民族的夢想，鮮明地點出了歌曲的主旋律特質，激蕩每位聽眾的心靈。柔美的唱腔加上情歌對唱的形式更讓這首反應原子彈精神和科學家愛國情懷的科學歌曲有了愛情般的甜美和親切。而適合年輕人的通俗唱法又使這首科學歌曲真實自然、易于傳唱。在錢三強誕辰100年科技界舉辦的“錢三強、何澤慧科技思想座談會”上，這首歌被作為活動的背景音樂反復歌唱，讓人們感受到錢三強、何澤慧的科學思想以及從事的原子能事業所放射出的人性光輝。這首歌在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各項紀念原子彈爆炸50年活動中廣泛播出和使用。而這首歌的作曲張征也表示，很榮幸能參與這首歌曲的創作，他與許向陽在藝術上有著相近的價值取向和審美追求，歌曲創作之所以采用流行曲風，不僅是為了將流行樂感與主旋律歌詞完美融合，也是為了符合當下年輕人的聽覺感受和審美需要。
　　新世紀科技工作者的心聲
　　《點燃夢想》

2013年中央電視臺CCTV科技盛典中演唱《點燃夢想》

　　聽耳邊濤濤黃河水/望天邊徐徐日出山/我們懷揣科學的夢想/相約在熱情的科學樂園/時空有日月從未變過/心系中華魂依然執著/讓科學的火焰神奇的火/點亮世界/點亮生活/點亮你和我/五千年歷史太久遠/五千年未來太茫然/我們傳遞科學的火炬/穿越在歷史和未來之間……
　　許向陽受山西省科協的邀請作詞，與東方演藝集團的作曲家王霽晴合作創作了這首《點燃夢想》。《黃種人》般的音樂前奏，《紅旗飄飄》一樣的歌詞特點，《想你的365天》一般的流行曲風 “混搭”構成了這首與科學、愛國相關的“正統歌曲。”通俗唱法與民族唱腔的結合，讓這首歌曲聽起來既嚴肅正統而又通俗流行，更有人戲稱這首歌的港臺流行風具有“醒腦”的作用。
　　“我們懷揣科學的夢想，相約在熱情的科學樂園”表達了科技工作者投身科學的執著和熱情;“五千年歷史太久遠，五千年未來太茫然”體現了廣闊的歷史縱深感以及人類探索未知世界的強烈愿望;“我們傳遞科學的火炬，穿越在歷史和未來之間”表現了科技工作者對科學探索的歷史責任和歷史擔當;“時空有日月從未變過，心系中華魂依然執著”形象地表達了科技工作者的愛國情和中國夢。
　　由于科技類的主旋律歌曲比較少，能夠創作出傳達落實科學發展觀、弘揚科學精神、普及科學知識、傳播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的歌曲很有意義。這首歌朗朗上口，易于傳唱，可以說具有很高的傳播價值。同時，這首歌曲抒發了人們對科學世界的好奇，對未知世界的探索，對未來世界的向往。其音樂形象定位準確，曲調優美，容易打動人的心靈，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通過歌曲的傳播，讓廣大科技工作者和青少年，以及更多的社會公眾感受科學的神奇魅力，引發大家對中國科學的歷史命運、歷史責任和歷史擔當的思考，不僅能夠點燃更多人的科學夢想，更具有很好的科學教育意義。
　　這首歌表達了科技工作者熱愛科技事業、投身科技事業、努力為科技事業做出貢獻的高尚情懷，受到了山西科技界的歡迎和廣泛傳唱。2013年春節期間，中央電視臺與科技界舉辦大型“科技盛典”頒獎晚會，這首歌曲因其熱情、陽光、時尚的特點，而被選擇在晚會上演唱。從此，這首歌曲在青年學生和科技工作者中廣泛傳唱，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反響。
　　一個執著的前行者
　　科學歌曲始終是一個尷尬的領域，許多科學歌曲要么由業余作者所寫，藝術價值和審美價值程度不夠，無法入主流;要么邀請職業作者所寫，但由于對科技界沒有深刻了解，加上概念式、口號式詞語較多，不僅“不接地氣兒”、無法獲得大眾的喜愛，也不能很好地傳達科學精神。而在這兩道“鴻溝”之間做調和劑的人，就是許向陽。他是科技界的宣傳干部，對科學家這個群體有著相當的了解;他詩歌創作的經驗使得他對語詞的提煉和韻律的掌握十分專業到位;他還是一個會跟隨潮流的中年人，既能達到長者的思想深度，也能順應年輕人喜好的流行、通俗。這些因素，決定了許向陽可以在這個尷尬的處女之地有所作為。
　　迄今為止，許向陽已經創作了不少深入人心的科學歌曲，他深刻而清新的文學表達和頗具現代意識的創作風格，得到了很多科學家和他們親屬的認同與贊賞。唱給麻風病防治工作者的心聲——《因為路上有了你》，獲得中國音協等單位主辦的“愛之聲”公益歌曲一等獎，也得到了新中國衛生事業先驅馬海德夫人周蘇菲的大加贊賞，她邀請許向陽為電視連續劇《馬海德》創作插曲。四集電視紀錄片《李四光》的主題曲《問蒼茫大地》，歌頌了我國地質事業的奠基人丁文江、翁文灝、章鴻釗、李四光等大師的博大胸襟和高尚情懷，唱響了地質工作者的愛國心聲。
　　“詩人、詞作家、制作人等什么頭銜并不重要，對好作品的尊重最為重要。”低調務實的許向陽并不想要“成名成家”，只希望能為科技宣傳做一點自己的貢獻。這些年從事科學宣傳工作，讓許向陽不僅對中國的科技歷史有了深刻的了解，更對科學家這個群體有著深深的崇敬，能夠為他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一直是他的心愿。“我這些年做宣傳科學家的工作自己也受教育，近百年來，中國現代科學家群體的形成演進經歷了科學救國、科學報國、科教興國、科技強國等各個歷史階段。我覺得可以寫不同的群體，不同的人群，寫情感和訴求，這些都可以用歌曲來表現。”
　　雖然藝術家完成了藝術作品的創作，但對自己的創作活動以及作品的認識不一定全面和客觀。在科學歌曲還沒有流行起來的今天，我們對許向陽的歌曲作品和當下科技歌曲創作現象進行一些初步的分析探討和評論，就是希望有更多的藝術家來做這件事，也試圖給這些探索前行的創作者一些有益的啟示。
　　許向陽小傳
　　許向陽：男，1962年出生于河北。解放軍通信學院畢業，高級經濟師。曾供職于總參謀部通信部任副團職軍工參謀，現為中國科協調研宣傳部宣傳處處長，社會兼職中國科技新聞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科教電影電視協會常務理事。從事科技管理，曾組織實施第一次全國科技工作者調查并合著《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報告(2003)》，發表《我國科技社團國際戰略初探》，文章收入國家行政學院教學參考閱讀圖書，發表《3G標準的創新博弈與科技社團的策略選擇》等文章。從事科技宣傳工作，組織實施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程、科學大師名校宣傳工程。策劃拍攝電影故事片《大愛如天》《科協主席》等;策劃拍攝電視文獻紀錄片《錢學森》《錢三強》等;創作了十多首科技影視歌曲。發表文章《開拓科技人物典型宣傳的新境界》，出版有個人詩集《飄泊的思緒》。

非常感謝樓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