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小敏：新全球化帶來中國經濟模式改變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11期日前召開。論壇成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發表了題為：“全球化與轉型模式”的主題演講。石小敏表示，過去的三十年中國經濟的發展主要得益于抓住了新一輪全球化浪潮的機遇。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的體制改革為中國大規模引入制造業資本奠定了基礎。但是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中國經濟多年快速增長所帶來的問題開始暴露。中國必須進一步改革，開放基礎工業和服務業，才能讓經濟繼續保持快速發展。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卓有成效

由此引出的新問題是，當前該如何看待中國的經濟模式呢？石小敏介紹說，雖然經濟發展方式比增長方式涵蓋的內容更廣，包括社會、政治、文化和結構調整等多方面的變化，但是從中國的現狀來看，重心還是在增長上，相比較而言，中國的社會、政治、文化的變革要慢得多，這里要講的中國模式指的是中國增長模式。

石小敏認為，中國模式應該指的是中國總的現代化模式，或者說是治理模式，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總的治理模式。中國近三十年來將主要精力集中于經濟增長模式上，確實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

從過去30年的實際進度來觀察，中國的治理模式和經濟增長模式是相互關聯、互為表里的，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中國在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開放經濟，到上個世紀90年代的時候進行了調整，并于90年代后半期逐步加大了開放的步伐，到本世紀已經是大開放的局面，每一個階段增長的動力和增長的模式都有所不同。中國在從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過渡的時候，都會發生很多變化，這些變化牽動著中國的治理機構，牽動著中國治理模式的調整。比如部委的裁撤與設立、財政金融制度的變化，這些都能體現出治理模式與增長模式的表里關系，增長模式的每一次變動都會帶來治理模式的某種調整。

為了將增長模式形象化，石小敏引入了莫比烏斯帶的概念。如果將一個長方形紙條的一端固定，另一端扭轉半周后與之前的一端粘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拓撲學中的莫比烏斯帶，一只螞蟻可以順著帶子的內圈爬到外圈上來。他說，中國進行改革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改革和反改革的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壁壘分明、水火不容的，就好比莫比烏斯帶，從內圈到外圈很容易。

如果將一大一小兩個莫比烏斯帶上下連在一起，就會形成“8”一樣的圖形，石小敏將其命名為“莫8循環圈”。上面的圈子代表國際市場，下面的圈子代表國內市場，上面的圈子比下面的大20倍，意味著從總量上來說全球市場應該比國內市場大20倍。他認為“莫8循環圈”是對中國現在經濟增長模式的簡單形象化。

石小敏解釋說，中國在2002年以后客觀上形成了真正的出口主導型發展戰略，在國內招商引資制造出口產品，再用外匯購買大宗原材料、零部件，這樣就帶來了貿易順差。與之相應的是，從本世紀初，中國人民銀行改變了基礎貨幣投放的機制，不再主要靠貸款給國有企業，而是越來越多地依靠收購外匯。到2006年時，中國的外匯儲備達到10000億美元，央行當年收購外匯占款已經超出了央行應該合理投放的基礎貨幣量，于是市場上的廣義貨幣量大量增加。為解決這一問題，2007年央行采取了發行央行債券和提高準備金率的方式，用以回收商業銀行投資，減輕央行的負擔，降低整個貨幣系統的壓力。這兩個辦法減少了基礎貨幣，降低了由于收購外匯導致的外匯占款增長太快帶來的貨幣投放過多的風險。但是由于外匯增長越來越快，央行又沒有放開資本流動，于是大量的人民幣進入國內市場，在國內搞投資。雖然現在準備金率已經提高到20%，但是在2002年~2008年，中國國內資金流動的圈子還是比較健康的，這讓中國快速地從制造業大國變成了全球經濟大國。

所以，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核心特點是政府主導市場，或者說是政府管控、調整市場。中國政府有很多的手段來進行經濟調控，除了規劃審批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手段是對要素的管控，其中金融體系就是用以管控要素的非常重要的一個體系。

新全球化貫穿過去三十年

石小敏認為，過去的三十年世界發生了五件比較大的事情，第一件就是新全球化，它包括全球信息一體化、全球金融一體化和全球市場一體化。由于全球事物的相互融合和連接，新的全球化還催生了價值體系一體化、規則一體化和評估標準框架一體化。第二件是蘇東集團的崩解，第三件是中國的改革開放，第四件是2008年發生的國際金融危機，第五件是北非中東地區爆發的茉莉花革命。

在這五件事中，全球化發揮著統領和貫穿全程的作用，其它的四件事實際上是全球化展開過程中的大事件。比如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意味著新全球化第一階段受挫，開始進入調整的過程，同時為全球化的下一個階段做準備。

石小敏說，全球化是一個新的歷史進程，信息全球化、經濟全球化帶來了社會文化乃至政治方面的全球化。全球化作為一種新的歷史觀，作為一種新的觀察分析事物的思維框架，正在越來越大程度地取代冷戰的思維和冷戰的分析框架。如果將蘇東崩解的分量形容為9.5級強地震的話，那么中國粉碎“四人幫”，實行改革開放的分量應當有9.3級，茉莉花事件則有9級。當前中國決策層的執政方針已經有所調整，以前奉行的是經濟第一，現在則把關注民生、穩定社會放在了第一位。所以國人應當從大的歷史事件中看到一種歷史的邏輯。上述的五件大事，真正代表歷史邏輯的是全球化，特別是這二三十年的全球化發展，應該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非常值得繼續探討的一種思維框架、一種認識論，也可以把它提到發展觀、歷史觀的角度來看待。

全球化思維框架與冷戰思維框架有很大的不同，冷戰思維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總要先壓倒敵人。全球化思維不是這樣的，由于全球變成了一個整體，互相之間的聯系加強了，人們在解決問題時，面對的問題超越了民主國家，超越了主權，它需要全球來共同解決，尋找出新的邏輯規則，并且尋找出新的治理結構和治理框架來解決。例如氣候問題、國際金融危機問題、美債歐債問題，都已經超越了主權的范圍了，需要全球合作。這些問題只有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討論，才能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案。

為什么要給全球化冠以“新”字呢？石小敏表示，之所以會有經濟學界的人提出新全球化的概念，是因為開始于二三十年前的這一輪經濟全球化有一個質的飛躍，它是建立在互聯網計算機技術和信息革命的時代，是信息的全球化引起了同步的金融全球化。

而且隨著冷戰的結束，全球的市場在空間上也已經一體化了，一大批跨國公司逐步演變為全球公司。何為全球公司？石小敏認為，當一公司本土的銷售額、雇傭職員的比重跌到50%以下，這個公司就變成了全球公司。

石小敏認為，這一輪全球化帶來一個很大的變化，即全球的經濟結構在整體上越來越變成一個有機聯系的等級分工的金字塔，全球成為了一個整體的機構，它的價值鏈條的分工、運轉等和二十年前有了巨大的變化。二十年前全球的經濟聯系，主要是一個大國帶著周圍的一些小國的集團化形式，等級分工并不明顯，那時世界經濟研究的主要是國與國或者集團和集團之間的雙邊關系。而如今，在對很多事情分析時都是先就全球經濟整體分析然后再分析雙邊關系。“例如中美關系問題，如果在全球體系中仔細分析透了再討論雙邊問題的話，許多問題就容易解釋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形成最重要的就是在這一輪全球化中沒有喪失機遇，抓住了這一輪全球化給中國提供的有利條件。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具有動態化特征

石小敏說，中國現階段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完全不同于上個世紀80年代。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剛剛開放各地私營企業，外資很少，國有經濟的比重很大，占到70%~80%，到80年代末的時候還有50%~60%。從80年代末開始，中國在對待國有企業問題上出現了一段艱難時期。當時國有企業生產的東西賣不掉，企業沒有效益，但是國家還一直供給貸款維持國有企業的生產，這樣一來，在很短的時間內銀行的壞賬就到了背不動的地步。

1996年，中央提出“抓大放小”的實際背景是第一次出現國有工業企業總體虧損，銀行的壞賬已經背不動了。“抓大放小”在銀行系統里很明確，就是銀行不再為中小型企業提供貸款。這樣就促使國有經濟必須進行戰略調整和重組。

必須承認，國有經濟的調整過程是很痛苦的，第一個就是帶來了銀行的壞賬，當時銀行的壞賬率最高曾達到40%以上。第二個就是中國原有的許多中產階級，尤其是大中型國有企業的老職工，被排除出了中產階級，若干年后變為低收入階層。

從另一個方面來看，這一時期國有企業的破產和清理，為外資進入中國市場打開了大門。在國有經濟戰略重組之后，很多國有企業破產了，當時在政策上又允許企業融資，這就加大了外商投資的機會。于是原來很多不允許外商投資的領域，逐步變為允許收購中方的股份，允許外方控股，取消內銷的限制。

石小敏認為，這樣的政策調整，某種程度上是不得已的。外商在中國的投資主要集中于制造業，但是中國原有的國有制造業企業，由于長期缺乏內在的激勵機制，經過一段市場的競爭就會出現疲態，在競爭中敗退下來，國有企業對內競爭不過鄉鎮企業，對外競爭不過外資企業，這在當時成為了一個普遍的現象。

為此，中國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中后期搞了很多的改革，其中就有外匯改革。中國進行的外匯改革，使得人民幣大幅貶值，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匯率大數上從1：5貶為1：8，為后來中國實體經濟持續出口高增長打下了貨幣基礎。

在其他方面，中國還進行了機構改革，裁撤了一大批特權公司，為建立外資大進大出的機制鋪平了道路。

2001年中國簽署了WTO協議，這標志著中國的對外開放再次上了一個新臺階，從引進資金、設備、管理、市場進入到一個成套引進游戲規則的階段。由于WTO協議的簽署，國際投資者對中國市場上的政治風險和市場風險的評估也大大降低了，同時中國市場上各種資產的估值則越來越被看重。

另外，在亞洲金融危機的過程中，中國實施了一輪積極的財政政策，刺激了經濟的回升，最主要的就是投資高速公路，特別是兩個三角洲的高速公路建設以及一些港口的建設，大大提升了兩個三角洲地區的工業布局空間。

從實際數字來看，據石小敏介紹，從2002年到2010年，中國的GDP總量翻了一番多，出口翻了兩番多，外匯儲備翻了三番多。外資投資企業的總產出，從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占整個中國工業比重的10%~20%，上升了30多個百分點，現在大概占中國制造業比重的一半以上。外商投資企業的產出在中國的市場銷售的內銷比例更是達到了75%~80%，其中只有20%~25%的產品用于出口。這些外商投資企業出口產品長期占據了出口總額的60%左右，包括高技術出口的85%。

總之，中國在本世紀形成了這樣的經濟格局，各地都在爭相進行招商引資方面的競爭，各地都在發展工業開發區、出口加工區和本部經濟。現在外商投資企業的納稅，包括進出口稅，已經占了中國整個工商稅收的三分之一。

由于外商投資企業主要瞄準的是國際市場，同時也兼顧國內市場，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前，中國經歷了黃金發展時期，全要素生產率在這段時間的增長非常的快。

隨著國內資金的不斷投資，中國的城市化也全面啟動。石小敏指出，以前城市化只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輔線，但是到了2007年、2008年，由于奧運會和世博會的推動，城市化建設發展迅速，在中國經濟中所占的分量也越來越重。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前，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導戰略是招商引資制造出口，包括港口建設。國際金融危機使得中國的港口投資變為負增長，政府為了擴大內需，保證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就必須加大投資。而由于中國長期的出口導向型戰略為國家積累了大量的外匯，政府的投資也十分有底氣。

石小敏說到，這一輪大的投資中，真正的主角是地方政府，資金就是地方融資平臺。以前縣級沒有資金，這次允許縣級建設地方融資平臺，結果地方融資平臺的數量達到了一萬多家，而融資額從1.5萬億元到超過10萬億元。投資的最終目的是消費，28萬億的60%~70%是一筆很巨大的數字，將這部分投資回收變現的主要渠道就是賣地，這又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

現階段中國經濟增長模式需要進一步改進

從2010年開始，中國經濟歷經多年的快速增長，問題也開始暴露出來。政府從2010年開始調控經濟，希望實現經濟的軟著陸，但是去年的第四季度，中國經濟開始加速下滑。今年的1~2月份經濟更不好看，1~2月份的電力消費增長了約7%，去年同期是11%，按這個數據來預測，今年的GDP增速會降到8%以下，甚至是7%以下。

近期經濟方面的負面消息是非常多的，比如房子和土地賣不掉，積壓越來越嚴重，工業企業的效率為負，財政收入出現了十幾年來第一次負增長。實體經濟下降，企業效率下降，流轉稅、所得稅下降的情況更是很多年沒有出現過的。根據深圳的報道，深圳1~2月份的工業出現負增長，這是建區以來沒有見過的。

中國經濟模式有很多的問題，比如投資和消費不成比例、內外需不成比例等等。中國經濟能持續這么長時間的增長，關鍵是和國際市場聯系。中國模式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90年代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最輝煌的時候應該是在2002年~2008年，2010年整個世界的經濟陷入頹勢，但中國由于發展的慣性，經濟還在持續增長。但是在現階段，中國經濟的發展遇到了問題，很多人都在關心中國是否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增長模式的形成，與這30年的全球化是分不開的，上世紀90年代的改革，為中國大規模引入制造業資本奠定了基礎，抓住了跨國公司在全球生產力轉移的機會。但是中國目前只是開放了制造業，而基礎工業、基礎設施、服務業等領域，在大部分情況下并沒有開放。由于服務業得不到完全開放，中國大量低效的部門得不到改造，不能像制造業那樣快速地提高全要素生產力。

中國壟斷部門由于缺乏競爭，進步的速度非常慢。同時服務業大量的就業空間不能被挖掘出來，發達國家的服務業比重能占到70%~80%，每一個制造業背后有三個服務于它的服務業，而中國連兩個都不到，這就使得中國出現了很大的就業問題。由于不能放開教育科研和研發，中國的制造技術也上不了臺階，對高端產品的生產力不從心。所以中國目前的很多制度還需要進一步改進。

中國要想克服缺點，就必須進一步改革，把基礎工業和很多服務業開放。中國開放基礎工業和服務業，實際上是給自身爭到了機遇，也大大地緩解全球經濟在危機中調整的困惑。

石小敏，漢族，生于1950年8月。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高級經濟師。

1982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經濟系。1983-1991年在國家體改委工作，歷任副處長、處長。1991至今，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工作，歷任調研室主任、常務理事、副秘書長、秘書長、副會長。

主要研究領域：宏觀經濟運行與經濟體制改革。自1980年以來，在報章、雜志上發表過十數篇與當時的宏觀經濟中的改革問題有關，對中國現代化探索歷史進程中的復雜性、曲折性與規律性有切身的體會與認識的文章。

Q&A 問與答

問：2002-2008年中國的房地產行業增長也是非常快的，但是為什么沒有將其納入“莫8循環圈”？

答：房地產業在中國發展的高潮時間不長，2000年房改才結束，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是在2004年開始形成的，在2008年以前都受到政府的調控。2009年政府為了刺激經濟，用了很多手段來支持房地產業，才會出現今天的房地產泡沫。2007、2008年的時候中國每年新增房屋面積是幾億平方米，2009年的時候激增到十幾億平方米。2008年以前制造業投資比重最高的時候占GDP的比重是30%~50%，而2009年以后大部分投資開始圍繞城市建設，大概有60%~70%。

現在經濟學界里最擔憂的一個問題，是中國會不會陷入具有中國特色的資產負債危機。成思危先生曾經講過，中國的次貸就是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去年中國的商品房供給大約有11億平方米，這還不包括各種小產權房。這11億平方米的分配分為四塊，公務員是一塊，大約占20%，拆遷占一塊，總體也約為20%，三成是剛性需求，剩下的就是投機性買房。所以說，中國的房地產行業是很迷惑人的，政府有時刺激，有時限購，難以把握。

問：如何看待中國企業家流失、實體經濟空心化的問題？

答：中國經濟現在進入了氣滯血瘀的狀態，氣指的是投資者的心氣，血瘀就是資金循環越來越慢。去年年底中國的廣義貨幣量是85萬億元，刨去充作準備金和滯留在虛擬經濟中的貨幣量，實體經濟中的貨幣量大約有70萬億元。去年中國的GDP達到了47萬億，這47萬億是凈資產，對應的銷售額要乘以2.5-3，也就是約140萬億元，這就需要貨幣一年內周轉兩圈。

但是從存量的角度來看，70萬億元中有35萬億元用于城市房屋建設，于是剩下的35萬億元需要一年轉三圈以上。但是現在貨幣總的社會周轉速度在下降，連半圈都轉不了。中國社會資金可用量，實際上是社會資金的存量乘以它的周轉速度，這個錢靠降存款準備金率是不行的，因為它無法循環。中國現在的社會可用資金已經無法托起整體經濟的發展了，只有等到下一屆政府出臺新的措施。朱基擔任中國常務副總理的時候，中國經濟的外部環境特別不好，加上金融危機，經濟保增長很難。但是他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例如外匯改革、財稅改革、機構精簡、國企改革、加入WTO等等，才使得經濟得以發展。

問：中國服務業的開放，尤其是金融業的開放會不會給中國帶來風險？

答：中國現在的金融業就已經存在很大風險，近幾年頻發的銀行行長攜資潛逃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如果中國開放了金融業，用開放來提高透明度，很多新的政策辦法就會出臺，會彌補現有的漏洞。當然，中國在開放的同時也必須加強法制建設。

問：下一階段國企改革的重點是什么？如何看待國務院批準溫州作為金融綜合實驗改革區？

答：現在國企暴露出的問題越來越多，我認為改革最重要的是打破壟斷，開放市場準入。

金融改革最重要的是打破壟斷，打破壟斷有三個環節：利率、匯率和市場準入，這三個環節任何一個環節放開，壟斷就無法維持。中國的經濟體總量巨大，金融匯率市場規模大，需要放開利率、匯率和公平的市場準入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