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具虛假證明可能“引火上身”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一紙收入證明在諸多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越來越大。一些人出于不同的目的和需求，用各種方法弄取一份與本身事實不符的收入證明，雖滿足了個人的一時之需，但卻可能給開具證明方留下后患。
    部分單位沒有充分認識到出具虛假收入證明的法律風險及成本，導致虛假收入證明在社會上大行其道，嚴重擾亂了社會和法律秩序。其中也不乏有出具證明的單位自身利益受損的情形。
    承擔侵權責任
    剛參加工作的小王是一個典型的“月光族”。聽說某銀行的信用金卡一次能透支上萬元，小王也準備辦一張，過一把超前消費的癮。其找到單位的財務主管劉經理，要求出具一份月收入為6000元的證明。單位出于留住年輕人才的考慮，很爽快地為其出具了一份證明。后來，小王辭職，身后卻欠著銀行上萬元的透支款。銀行在一時間找不到小王的情況下，將這家單位告上了法庭。
    北京市朝陽區法院的相關法官在分析該案件時認為，銀行認為小王的單位在明知其每月只有3000元收入的情況下，為其出具了每月收入6000元的收入證明，是一種協助小王騙領信用卡的行為，應與小王一起承擔信用卡透支金額的連帶還款責任。雖然最終法院采納了單位的意見，認為小王的單位雖然出具了收入證明，但和銀行簽訂銀行卡服務合同并透支的是小王個人，銀行對收入證明負有核查的義務，收入證明也只是銀行授信的參考，由于銀行沒有履行稽核的義務，其無權要求單位還款。
    但如果單位出具的證明確實夸大了員工的真實收入，或者為非本單位員工出具收入證明的話，從某種程度上講，有違民法誠信原則。同時，單位出具虛假收入證明的行為，也不排除“惡意串謀”的嫌疑，因為單位出具虛假證明在主觀上是明知或者故意的，侵害了銀行的利益，有可能構成侵權，而需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同時，這樣做也給單位自身帶來了潛在的信用危機。一些銀行內部的合規經營手冊都規定：對于出具虛假收入證明并已被查實的單位，本行不得再采信其證明。如果單位進了銀行的“黑名單”，對于單位以后的項目貸款和融資都會產生不利的影響。
    引發勞動爭議
    張先生是某公司職員。一天上班途中，被一輛小汽車撞倒，導致大腿骨折。在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訴訟中，張先生找到公司，要求公司給其開具一份誤工證明和高于其本人實際收入的收入證明。公司感覺張先生也是公司的老職員了，抹不開面子，遂按其要求給出具了證明，使其在訴訟中順利獲得了誤工費賠償。后來，因張先生嚴重違反公司的規章制度，被單位開除。張先生一氣之下，以該證明為依據，要求單位支付其自入職以來的工資差額和違法解除勞動關系的經濟賠償金。
    法官分析認為，正是由于該公司出具的誤工和收入證明，導致法院在認定事實方面存在重大障礙。公司前后不一致的陳述，主張先前出具的證明系虛假的缺乏證據佐證。張先生持有公司的證明，如果用人單位沒有相反并有效的證據證明誤工和收入證明是虛假的，證據的法律效力難以被否定，收入證明就有可能會成為認定工資標準的證據。
    雖然單位可以提供與張先生簽訂的勞動合同中的工資約定或者要求張先生提供其銀行工資卡明細來反駁，但大部分勞動合同中要么只約定基本工資數額，要么只是約定工資的構成。銀行工資卡明細也只能反映每月單位給張先生實際支付多少工資，并不能說明每月都足額支付了。因此，單位很可能面臨敗訴的風險。
    嚴重者構成犯罪
    孫大爺在超市購物摔倒，造成右側髖骨骨折，花費醫療費8000多元，臥床休養了3個月。由于有醫療保險，除去報銷的部分，其向法院主張要求超市賠償其醫藥費800多元、護理誤工費30000元。其稱在臥床休息的3個月里，其兒子對其進行了護理，兒子每月的收入在1萬元，并提交了兒子公司出具的誤工收入證明。超市對這份誤工收入證明不予認可，認為超過2000元的，應當提交完稅證明。此后經調查核實，孫大爺兒子的收入僅在2200元左右。因該份誤工收入證明系該案的主要證據，直接影響了案件的審理，法院最終對出具證明的公司的直接責任人員予以罰款。
    法官分析該案件時認為，根據有關法律規定，訴訟參與人或者其他人偽造、毀滅重要證據，妨礙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法院對單位存在上述行為的，可以對其主要負責人或者直接責任人員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針對上述案件的審理，朝陽法院的相關人士提出建議：出具一紙收入證明，看似簡單的一件事，如果缺乏誠信，最終將“引火上身”，因此，單位一定要增強法律風險意識，防止“好心辦壞事”，最終將得不償失。《中國質量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