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緬懷“光學泰斗”王大珩先生

長春光機所所長宣明：深切緬懷“光學泰斗”王大珩先生
2011年7月21日，王大珩同志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王大珩同志的一生是奮斗的一生、功勛卓著的一生。他將畢生的心血都傾注在祖國的科技事業上，將祖國的科技進步視為最高目標，殫精竭慮、無悔付出，為祖國的科技發展、經濟建設、國家安全和社會進步做出了卓越貢獻，被國內外公認為中國光學、應用光學、光學計量、光學工程和光學儀器的主要奠基人，也是我國最具影響的戰略科學家之一。
　　艱苦創業 開辟光學事業新天地
　　1952年，在新中國光學事業一窮二白的情況下，中國科學院決定在長春成立中國科學院儀器館。大珩先生被任命為館長，擔當起組建中科院儀器館的重任。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急需大量精密科學儀器，但當時國內還不能熔煉光學玻璃。大珩先生運用他在英國昌司(Chance)公司工作的經驗，在玻璃配方、退火工藝及測試技術等方面做出重要貢獻。1953年12月，中國第一爐光學玻璃熔制成功，結束了中國沒有光學玻璃制造能力的歷史，也為新中國光學事業的發展揭開了序幕。
　　在大珩先生的帶領下，長春光機所在建所不到十年的時間里，相繼建立起了光學設計與檢驗、光學工藝、光學鍍膜、光學計量測試等十多個學科的工藝和技術基礎，初步構建了布局合理、結構完整、功能齊備的光學及精密機械學的研究基礎，進而一舉改變了新中國在該領域一片空白的局面。相繼研制成功我國第一臺電子顯微鏡、第一臺高溫金相顯微鏡等一大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創造聞名全國的“八大件一個湯”，奠定了我國國產精密光學儀器的基礎。
　　從1954年-1978年，由大珩先生領導或參與分建援建的研究所、學校和企業達到十幾家。這些機構現在都已經發展成為我國光學事業發展和光學專業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
　　　勇于擔當 做國防光學工程的領航人
　　早在英國留學期間，大珩先生非常注重光學技術在國防事業中的重要作用，這為長光所致力于國防光學工程研究奠定了基礎。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他帶領長春光機所轉向以國防光學技術及工程研究為主，先后在紅外和微光夜視、核爆與靶場光測設備、高空和空間偵察攝影等諸多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
　　上世紀60年代初，面對國外敵對勢力對我國的封鎖，黨中央決定獨立自主地發展我國原子彈、導彈技術。在靶場上建立大型光學彈道測量系統(150工程)是其中重要課題之一。對于當時的長春光機所來說，要完成這樣重大的工程項目困難是極大的，全所上下對是否要接受這個任務存在分歧。在這種背景下，大珩先生毅然決定承擔起150任務，并親自擔任項目的總工程師。他提出的工程總體方案和一些技術路線，對保證儀器性能指標和縮短研制周期起了關鍵作用。經過五年多的努力，150工程順利通過鑒定，并于1966年底參加中程地地導彈首次試飛試驗，獲得了主動段飛行彈道參數，總體性能達到國際先進水平。150工程開創了我國獨立自主地從事光學工程研制的歷史，建立起了必要的光學領域技術基礎和相應學科，使我國的光學技術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1980年5月，我國發射遠程運載火箭試驗中，在大珩先生的領導下，長春光機所等研制的激光、紅外、電視、電影經緯儀及船體變形測量系統兩項光學工程，出色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蹤測量任務，獨立解決了當今世界遠洋航天測量的穩定跟蹤、定位、標校和抗干擾等技術難題。正是由于大珩先生當年對長春光機所的準確定位，使長春光機所至今致力于國防光電領域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較大成績。
　　由于大珩先生在我國國防光學科研中做出突出貢獻，1980年被授予全國勞動模范稱號，并作為首席獲獎者在1985年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特等獎。
　　矢志教育 桃李天下自成蹊
　　大珩先生雖然未長期專業從事教育工作，但他特別熱心教育事業，關心國內光學專業人才的培養。1952年，在他的建議下，浙江大學在國內首先設立光學儀器系;1958年，他倡導創辦了我國第一所光學專業高等院校——長春光學精密機械學院(現為長春理工大學)，并兼任院長，他親自制訂教學大綱，親自為學生授課;1978年，他負責籌辦哈爾濱科學技術大學(現為哈爾濱理工大學)，兼任校長;1984年，參加全國人大第六屆二次會議期間，聯名提出設立“教師節”的議案。
　　他親自培養的研究生雖然只有10余名，因其注重對學生學術思想的啟發和對獨立工作能力的鍛煉，他培養的研究生成才率很高。“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蔣筑英是大珩先生的第一個研究生。大珩先生為他選定了光學傳遞函數這一開創性研究課題，通過悉心指導，蔣筑英在同事們的幫助下建立了我國第一臺光學傳遞函數測量裝置。此后，他又在光學傳遞函數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個又一個重要成就，先后解決了國產鏡頭研制工作中的一些關鍵技術難題。上世紀70年代，大珩先生與蔣筑英一起攻關，提出了彩色復原質量問題的新方案，最后攻破了這一技術難關，使人們得以看到圖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電視。
　　大珩先生不僅不遺余力地親自培養學生，對國家培養人才的體制和機制更為關心。他在“百千萬人才工程”座談會上曾講到：“要創造條件、改善環境、增加投入，為人才的成長提供更多的機遇。”他的許多關于人才培養的觀點都是遠見卓識、先人一步。
　　大珩先生時刻胸懷祖國和人民，一生情系科技事業。他在一篇發展我國航空事業的建議文章中寫到：“我們這些老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追求就是為國家、為民族負更多的責任，盡更多的義務。今年我已95歲了，仍希望為祖國和人民服務鞠躬盡瘁。”他用真切而樸實的語言，表達了作為一名科學家對祖國和人民的無限熱愛和對自己未竟事業的不舍和眷戀。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我們緬懷大珩先生的遺志，更要追尋大珩先生未竟的事業。

“他是一位少有的戰略科學家”

　　王大珩走了。正在外地出差的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杜祥琬院士聽到這個消息后無比悲痛。“王老不僅是新中國光學事業的開拓者，而且是一位少有的戰略科學家。”杜祥琬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電話采訪時表示。
　　杜祥琬很早就知道王大珩。新中國光學事業上世紀50年代發源于王大珩任所長的中科院長春光機所。“后來成立的西安光機所、上海光機所、安徽光機所、成都光電所等都是從長春光機所分出來的人根據不同的目標組建的。他們都認同王老是‘祖師爺’。”杜祥琬回憶說。
　　杜祥琬與王大珩比較多的接觸是從863計劃開始的。王大珩是863計劃的4位發起人之一。1987年2月，863計劃啟動，杜祥琬是其中激光技術專家組的成員，到第二屆專家組成立時，杜祥琬又成為首席科學家。“王老本人最關注的就是激光技術這一領域。激光技術的發展目標是什么，走哪條技術路線，他幾乎每次都來參加我們的會議，與我們一同討論。”
　　除了具體技術問題之外，讓杜祥琬印象極深的是，王大珩還特別關注如何組織全國有技術優勢的單位“組成一個國家隊共同攻關”。“他是站在國家的高度，跨部門、跨單位考慮問題，著眼于國際的競爭，這給我們開了一個非常好的頭，也成為我們重要的指導思想。”
　　還有一個細節,也能體現出王大珩作為一個戰略科學家的作用。在實施863計劃過程中，王大珩多次告訴杜祥琬等專家組成員，對于激光技術不能光追求功利、能量的大小，要高度重視光束質量。“后來我們的體會越來越深。”杜祥琬說，光束質量是受諸多因素影響的，我們在這諸多因素方面努力攻關，突破了一系列的關鍵技術。后來的許多成績都和他的這個思想分不開。
　　據杜祥琬回憶，王大珩對我國科學儀器的自主研發也十分重視，并做了許多的推動工作。后來他還提出關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結合的問題。“他的一些建議超脫了專業領域，是一個在很高的視野上看問題的科學家。他對國家的科技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張開遜一直希望，老師能像90歲生日時說45分鐘單口相聲那樣，永遠幽默、快樂和健康著。 　　可今天，他不得不面對噩耗：“我最敬仰的老師走了，中國又少了一位偉大的戰略科學家。” 　　老師是那個在一窮二白中用1400萬斤小米，奠基共和國光學事業的開拓者;是那個在風起云涌的世界科技革命中審時度勢，推動制定863計劃的參與者;是“兩彈一星”23位功勛之一……他，是王大珩院士。 　　96年的生命歷程中，他智慧的雙眼既能讀懂精密儀器中的每一個數據，又總能在紛繁世界中看清中國科技發展的形勢。他將他的一生奉獻給了他緊緊注視著的這兩個方向。 　　“他愛這世上一切美好的東西，他是一個像孩子一樣簡單的人，他是一個平凡的偉人。”電話里，北京機械工業自動化所研究員張開遜不吝用最美好的詞匯來褒獎這個剛剛逝去的老人。 　　他心中只有一個信念盡快搞出中國自己的光學玻璃 　　讓他的故事從長春市的中國科學院光學精密機械與物理研究所開始吧。 　　這里是我國光學儀器研究和生產的重鎮，其前身就是王大珩50多年前一手創建的中科院儀器館。 　　1948年，滿懷科技強國的夢想，王大珩從國外回到祖國。新中國成立之初，應用光學在我國幾乎一片空白，但是如果沒有光學，沒有光學玻璃，就無法研制出高水平的精密測量設備，國家國防力量的增強也就無從談起。 　　1951年，經錢三強推薦，中國科學院決定讓王大珩負責籌建儀器館的工作，新中國的光學事業從此開始起步。 　　“在舊中國留下的廢墟上，尋找不到一處可以完全利用的基礎，中國幾乎就沒有應用光學!”王大珩曾說，對他而言，在“沒有”面前，他沒有退卻和逃遁，“沒有”才意味著有可能從事一項具有開創意義的新事業，“從此，我開始了一生的追求發展祖國的應用光學事業。” 　　從保存在光機所檔案室里王大珩當年親自做的預算和規劃看，他“一生的追求”，從1400萬斤小米開始。這是他當時所有的經費。 　　1952年，儀器館在長春建立。王大珩組織來自全國四面八方的技術人員，建立起光學物理、光學玻璃和光學機械等3個實驗室和兩個實驗工廠。3個實驗室繁衍為后來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的諸多研究室，兩個實驗工廠中的上海實驗工廠已發展成為中國著名的光學行業骨干企業上海光學儀器廠，長春實驗工廠發展成為機械工業的骨干企業材料試驗機工廠。 　　籌建儀器館，王大珩想到的第一個人就是畢業于柏林工業大學應用光學專業的龔祖同。龔祖同1938年回國后，就一直為發展中國的光學事業，為研制光學玻璃而四處奔波。王大珩立刻任命龔祖同為光學玻璃實驗室主任，并鄭重地把自己最看重的研制光學玻璃的工作交給了他，同時交付的，還有王大珩積累了十幾年的經驗和他在英國研究出來的光學玻璃配方。 　　很多人對此感到不解。為光學玻璃做了很多學術準備，也犧牲了很多個人利益的王大珩，為何把到手的機會讓給別人? 　　“說老實話，我何嘗不想!這顯然是一件誰做誰出成果、誰做誰出名的事。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我這樣做的呢?”王大珩說，是責任!此時的他，心中只懷著一個信念，那就是盡快搞出中國自己的光學玻璃，至于中國第一爐光學玻璃的后面永遠留下的是龔祖同的名字，他沒有遺憾和私念，唯有祝賀和感激。 　　同時，為了建立光學設計基礎，王大珩在儀器館親自領導組建了光學設計組，并舉辦全國光學設計訓練班，培養出不少后來成為國內很有成就的光學科學家。儀器館在他領導并具體指導下，逐步建立起光學設計、像差理論和像質評價，光學加工和光學檢驗，光學玻璃配方，光學薄膜技術，光度和光學計量，精密刻劃和光柵刻劃等技術基礎。 　　其中，由他主持開設的光度、溫度、長度等計量研究工作，成為后來成立的中國計量科學研究院某些工作的技術基礎。 　　王大珩等待的時刻終于來臨。1958年，《人民日報》大篇幅報道了長春光機所研制出一批開創新科技成果：第一臺紅外夜視光學設備、我國第一臺電子顯微鏡、第一臺高溫金相顯微鏡、第一臺多臂投影儀、第一爐光學玻璃等等，俗稱“八大件、一個湯”。 　　在那個全國上下浮夸成風、國際社會對我國全面封鎖的年代，這樣的成果承載著太多科學以外的意義。 　　“八大件，一個湯”的成功，也讓歷史再次選擇了王大珩。 　　上個世紀50年代末，我國決定自行研制“兩彈一星”。在這項彪炳史冊的大型工程中，王大珩帶領近千人為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光學觀測設備：用來測量中程地地導彈軌道參數的我國第一臺大型靶場觀測設備，用來記錄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火球威力的高速攝影儀，以及我國第一顆可回收對地觀測衛星所用的對地觀測系統。 　　“文化大革命”十年，他主動要求去掃廁所，頂著巨大的壓力，采取各種策略，保證了長春光機所所有軍工項目的研制，不僅按時為“兩彈一星”提供了高質量的光學設備，而且開創了我國自行研制大型精密光測設備的歷史。 　　直到今天，在我國“神舟”系列飛船的發射中，王大珩當年帶領大家研制的光學電影經緯儀依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也因此，1999年9月，他獲得“兩彈一星”功勛獎章。這是他在公眾面前最公開、最隆重的一次亮相。 　　　他唯一一次“走后門”給鄧小平送信促成863計劃 　　863計劃，是他生命中另一個重要標簽。 　　1986年初，時任中科院技術科學部部長的王大珩，在參加完一個對美國“戰略防御計劃”的研討會后，心情久久不能平復。 　　當時，美國總統里根發表的關于“星球大戰”的著名演講，在國內引起強烈反響。根據未來“星球大戰”要求，要構筑起龐大的戰略防御體系，這對尖端科技乃至整個經濟發展水平都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與此同時，蘇聯制定了“高科技發展綱要”，而法國也提出了“尤里卡計劃”。 　　中國該怎么辦?部分專家認為，誰能把握住高科技領域的發展方向，誰就能在國際競爭中占據優勢，因此我國應該擁有自己的高科技，而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國力還不具備全面發展高科技的經濟實力，可以先搞一些短期見效的項目，等美國搞出來，我們也有經濟實力的時候，可以利用他們的成果。 　　作為參加過“兩彈一星”研制工作的科學家，王大珩深知，真正的高科技是永遠不可能用錢買來的。正在他焦急思索時，我國著名的無線電電子學家陳芳允先生來到他家。原來，陳芳允也和他一樣，開完會后心情焦急難耐，就跑來找王大珩商量辦法來了。 　　當天晚上，王大珩就開始動手寫《關于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因為這件事在我的心中已經醞釀很長時間了。建議寫完后，我除了和陳芳允商量外，又找到了擔任核工業部科技委副主任的王淦昌和擔任航天部空間技術院科技委副主任的楊嘉墀兩位先生，請他們一起幫助斟酌。”他曾回憶說。 　　他在建議書中寫道， “當今世界的競爭非常激烈，稍一懈怠，就會一蹶不振。此時不抓，就會落后到以后翻不了身的地步……我們若不奮起直追，后果是不堪設想的。” 　　這封“走后門”經由王大珩的助手、鄧小平的女婿遞交的建議書兩天內就得到鄧小平 “此事宜速作決斷，不可拖延”的重要批示。 　　后來按照鄧小平的批示，依據王大珩等4位科學家的建議，有關部門組織了200多位專家、學者，經過全面論證和多次修改，終于制定出《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獲得國務院和中共中央的批準。這就是把中國一下子推到世界高科技競爭起跑線上的863計劃。 　　863計劃實施至今，不僅直接和間接創造了數千億元的經濟效益，也使我國的科技在諸多領域站到了世界前沿。 　　除863計劃外，近20年來王大珩為我國科學事業的發展還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建議。1988年，建議開展激光核聚變研究;1992年，提出“早日建立中國工程與技術科學院的建議”，并最終促成1994年中國工程院的建立;1993年，提出加強原子、分子尺度上的納米技術研究;2001年，提出“加快發展我國航空工業的建議”……

他一生無法忘卻的“感嘆”中國的精密儀器不能依賴外國
　　王大珩的父親王應偉是我國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氣象學家，辛亥革命后回國，先后在北京觀象臺和青島觀象臺工作，他也是對王大珩一生影響最大的人之一。
　　1915年，王大珩出生在日本東京，那時父親已經留學日本八年。父親給王大珩起的小名叫“膺東”，寓意就是滿腔義憤打擊日本帝國主義，父親一生始終認為只有靠現代科技才能使國家強大起來。
　　王大珩對光學的愛好，源于父親的職業。 1929年，他隨父由北京至青島，就讀于禮賢中學，學業優秀。學業之余，他常去觀象臺跟隨其父觀測天文和氣象，對使用科學儀器觀察天體景象產生了極大的興趣。
　　在此期間，其父講述研制成功風力計的故事，以及苦于國內尚不能制造精密儀器而要依賴外國解決的感嘆，在王大珩幼小的心靈里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些科學熏陶和教育，對王大珩后來攻讀物理與光學玻璃，回國后致力于中國的光學與儀器制造業都產生了深刻影響。
　　1932年，17歲的王大珩考取清華大學物理系，盡管父親跟他說學物理會窮一輩子，但他依然堅持了自己的選擇，因為，他一直記著父親的感嘆，也因為，他早就聽說清華大學理學院有著名的物理學家葉企孫、吳有訓、周培源等大師。
　　“這些清華的有名的教授，在人生觀方面給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啟示。”他回憶說。
　　葉企孫先生是王大珩最欽佩、最敬重的老師之一。抗戰爆發后，葉先生始終教導學生要認清自己的歷史使命。老師深沉的民族大義和拳拳的愛國之心深深地震撼著年輕的王大珩，后來，《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一直是王大珩最愛唱的一首歌。
　　“我頭一次聽這個歌是在船上，當時在船上的學生都是一起從天津往南走的，上面也有東北流浪的學生，這個歌是從他們嘴里唱出來的。”王大珩說，“到國外的時候我還在同學面前唱這首歌，人家都覺得我唱這首歌的時候很有感情，這個感情就是一種愛國、救國的心情。”
　　1938年，王大珩考取中英庚款公費留學資格。兩年后，他獲得了英國倫敦大學帝國理工學院技術光學專業的碩士學位。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在軍事上的重要地位，光學玻璃當時被西方各國視為重要的保密技術。為了學到這種中國還沒有的技術，1941年王大珩轉學到英國雪菲爾大學玻璃制造技術系，跟隨著名的玻璃學家特納教授學習。
　　爾后，讓許多人不解的是，他放棄了即將到手的博士學位，去昌司公司當了一個實習生。2005年，他在接受央視記者采訪時說，當時他從書里了解了光學玻璃制作的內容，懂一些理論知識，但實踐經驗很少，“當時不像現在這樣看重學位，我覺得這些事可做可不做。”
　　盡管被約法三章，且不準進公司工廠，只能在實驗室工作，但車間出問題還是得在實驗室解決，王大珩相信這是個很好的機會。
　　就這樣，懷著報國的使命感，在英國十年的學習和工作中，王大珩掌握了許多當時保密性很強的光學玻璃制造的關鍵技術，還研制出快速測量玻璃光性精確度的V棱鏡折光儀。這一切，為他日后回國開創新中國的光學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他心中不可逾越的底線比做學問更重要的是做人
　　王大珩一生桃李滿天下，被譽為當代知識分子典型的蔣筑英、著名的光學家馬祖光、中科院院士陳佳洱等都是他的學生。他的學生中已成為院士的近30位。
　　但他曾經說過，這些人沒有一個是由他提名當選院士的。學生們從王大珩那里得到的，除了學術的傳承，更重要的是做人與做學問的態度。
　　1982年，他的學生趙文興要去德國參加一個學術會議。臨行前，他把準備在會議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拿給王大珩看。王大珩一眼就看出他的名字署在前面，他改了過來。他覺得，文章的觀點雖然是他在英國時提出的，但一直未證實，是趙文興成功地做出了實驗，最大的功勞理應是他，但趙文興在定稿時又把老師的名字放在了前面。
　　“這引起了我的重視，署名的事情看起來很小，實際很大，做導師的在署名問題上應該十分嚴肅，不能仗著自己是導師，就不管做沒做主要工作都要把名字署在前面，”他在自述中說，“這種署名是丟人格的，導師應該用行動向學生證實這個道理，比做學問更重要的是做人。”最后，他又將署名更改過來。
　　“他90歲生日的時候，提出"不準請當官的、不準請媒體、不準歌功頌德"三個要求，我們都答應了以后，他才同意僅與他周圍以及曾經一起工作過的科學家共進午餐。”張開遜回憶。
　　對于“光學之父”的稱呼，他曾懇請：“把我稱作中國光學事業的"開拓者"或"奠基人之一"，我都可以接受，但如果說我是"中國光學之父"，那我的老師嚴濟慈、葉企孫，你們怎么稱呼他們?所以請不要再叫我"中國光學之父"了。”
　　他一生中恪守的另一個信條是 “老老實實地用科學的態度來對待科學” 。
　　有一次，有個公司提出請王大珩和何澤慧、彭桓武三位去做顧問，他們的待遇是除了每月可得到一筆顧問費外，每年還可以享受一次旅游。在王大珩看來，當顧問雖說不必負太多的責任，但也不能稀里糊涂就答應。在認真了解該公司的具體情況后，他發現這個公司的業務與三人的專業根本沒有關系。
　　“這怎么行?”對于他的疑問，對方意思很明確。王大珩說，“并不指望這三個老家伙做什么事情，要的只是我們頭頂上這個著名科學家的名。我一聽是這樣，當時就毫不遲疑地把這個顧問給辭掉了。”
　　不僅自己推了這個顧問的職位，他還去找何澤慧和彭桓武，讓他們也不要去了。
　　對各種名目的成果鑒定會，“只要和我專業沒關系的我一律回絕，有關系的我只要參加就一定要說實話，對科研成果進行評價，就應該有一說一，決不能順人情說好話”。

“兩彈一星”功勛王大珩：摘下星光的人

倡導中國“863”計劃的四位功勛科學家：（左起）陳芳允、王淦昌、楊嘉墀、王大珩。

王大珩和夫人顧又芬
　　2011年7月21日下午1時，“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王大珩因病逝世。傍晚，望著多雨的夜空，王老慈眉善目的音容笑貌和那些在國防科技界感人的往事，一一閃現在我的腦海。我在想，天若有情，也在為王老揮淚送別呢。
　　十年前，恰逢中國共產黨建黨80周年之際，在王老家中，我和他拉開了話題。
　　當時，王大珩已是86歲高齡，還是耳聰目明，思維敏捷，帶著博士生。有意思的是，他首先自豪地告訴我，1978年，沐浴著改革開放的春風，他出席了全國科技大會，并被評為先進工作者。第二年，64歲的王大珩，寫了入黨申請書，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王老說到這笑了：“我這個科技界的共產黨員現在正考慮，發揮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搶占科技制高點呢！”面對著已是耄耋之年仍壯心不已的王老，我深深感悟到，王大珩這位目光深遠的戰略科學家，為中國科技事業做出的豐功偉績，必將長久地惠澤于中國人民。
　　不當博士 臥薪嘗膽學技術
　　王大珩祖籍江蘇吳縣，1915年2月26日出生在日本東京。父親王應偉是一位天文與氣象學家。王大珩在少年時代就常跟父親去觀察天文和氣象，對使用科學儀器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作為人類視覺器官延伸的光學儀器，尤其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父親感嘆當時的中國尚不能制造精密儀器，這深深地印在了他幼小的心里。
　　王大珩1936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物理系，1938年考取留英公費生，赴英國帝國理工學院攻讀應用光學，成為我國派往西方學習應用光學的第二個人。這不僅決定了他一生的事業，而且為我國近代光學事業的發展準備了開拓者和學術帶頭人。
　　獲得碩士學位后，1941年王大珩轉入雪菲爾大學，在世界著名玻璃學家特納教授指導下專攻光學玻璃。如果繼續深造，他將獲取博士學位。可他卻于1942年，選擇了英國一家世界有名的光學玻璃制造公司昌斯公司，進入光學玻璃制造技術的研究領域。這對王大珩來說似乎有點屈才，尤其是主動放棄那即將到手的博士學位，的確有點可惜。后來，他的幸福家庭里走出了三個博士兒女，還都為父親當年放棄博士學位的抉擇遺憾呢。可王大珩堅定不移地認為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他為自己留學國外的博士兒女題詩一首：《喜看子女學有所成》，最后一句語重心長地落在了：“須當愛國者，志把中國興。”
　　王大珩這個中國人，有他獨特而深刻的思維，他想的不是自己的名利，而是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自己的祖國不但光學儀器理論是空白，光學材料的制造技術更是空白。他認定只有既懂理論又掌握制造技術，才能填補這片空白。
　　當時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光學儀器在戰爭中的作用，受到交戰各國的重視，光學玻璃的制造技術是保密的。他和另一同事最早研究稀土光學玻璃，并獲得專利。在精密測量光學折射率儀器方面，發展了V棱鏡折光儀，獲得英國科學儀器協會第一屆青年儀器發展獎，并在英國制成商品儀器。后來，他在國內把V棱鏡折光儀進一步研制推廣，至今仍是許多光學實驗室和工廠的基本測量儀器。
　　王大珩在英國10年的學習深造，使他走上了一條全面掌握光學玻璃研究、設計、制造技術的務實之路。令英國同事肅然起敬的是，這個矮個子中國人智慧超群。他們挽留王大珩在英國留下來工作。而王大珩卻從未打算要在國外安家立業，他已過而立之年還在生活上“放單飛”，遲遲不成家，為的就是“輕裝”回到祖國。
　　創造出中國的光學“第一號”
　　那時候，王大珩滿腦子都是光學理論。
　　在西方，最早對光學有過貢獻的是希臘的歐基米德和托勒密。到了17世紀怪才笛卡爾的《折光學》，創立了幾何光學。18世紀初葉，大科學家牛頓寫出了《光學》一書，把光學由幾何學推演至物理光學。他提出了“微粒學說”——光的本性是運動的微粒。與此同時，大科學家惠更斯的《論光》一書提出了“波動學說”——光的本性是一種波動現象。后來的光學家確認了光是一種波動現象，還認識了紅外光、紫外光等等光學現象。
　　當滿懷報國之志的王大珩踏上舊中國土地的時候，偌大的中國，卻僅有一個只能制造簡單望遠鏡和低倍顯微鏡的破舊工廠。這不得不讓王大珩心里難過。中國先秦時制造青銅鏡就已經擁有了拋光技術。明末清初的江蘇吳江人孫云球就已經利用凹透鏡、凸透鏡和反射鏡制造出察微鏡、夜明鏡等70多種光學儀器，并寫出《鏡史》一書流傳后世。而20世紀中葉的中國，科技水平已經遠遠地落后于后起的西方文明。
　　王大珩回國以后的路該如何走？其路途是像光一樣光明，還是像光一樣波動、曲折？還是光的特點皆有之？
　　1948年，王大珩從英國回到了尚未解放的上海。英國昌斯公司的電報追到上海，以高薪聘他重返公司任職。與此同時，他的老師、科學家吳有訓受共產黨的委托，邀他北上。面對選擇，他沒有猶豫，欣然來到已經解放的大連，在大連大學任應用物理系主任。
　　兩年后，35歲的王大珩與小兒科醫生顧又芬結婚，從此有了一個全力支持他的賢內助。美滿和睦的家庭如加油站，他開足馬力，在事業上拼個卓越輝煌。后來他的老伴顧醫生告訴我，王大珩那時忙工作，接到國防科研任務，二話不說，提起包就走人。到哪兒去？多長時間？干什么？她全然不知，她只知道丈夫干的是保密工作。有時王大珩走了十天半月，連一封信也不往家里寫。幾十年過去了，她才知道丈夫到底忙了些什么。
　　1951年，王大珩受命籌建中國科學儀器館。第二年儀器館在長春正式建成，后來改名為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他被任命為館長、所長。可他面臨的是國家急需大量的科學儀器，但當時國內想制造精密科學儀器，卻拿不出制造它的材料——光學玻璃。王大珩說：“我們想吃紅燒肉，要從養豬做起。”他帶領大家從制造自己的光學玻璃做起。他先是把在秦皇島耀華玻璃廠工作的龔祖同先生調到長春儀器館來，負責煉爐的建立，又把從國外帶回來的光學玻璃配方及制造過程中的技術資料全部鋪展開來。他們的合作很快就取得了成果。
　　1953年12月是中國光學史上值得紀念的日子——長春儀器館熔煉出了中國的第一爐光學玻璃，結束了中國沒有光學玻璃的歷史，也為新中國的光學事業揭開了發展的序幕：從無到有，到發展到繁榮……
　　顯微鏡等儀器相繼問世，光學工藝、光學鍍膜、光學設計、光學檢驗、光學計量測試等精密技術也初步打下基礎。1953年底，他領導的長春儀器館有五項科研成果獲得了中國科學院東北分院的榮譽獎勵，1957年已能生產出國防軍工所需的特殊光學玻璃，能與國際尖端技術并肩而行了。
　　1961年，國際上出現激光僅一年，王大珩又支持手下的科研人員攻關，研制出在結構形式上獨具特色的我國第一臺紅寶石激光器。從此，長春光機所在王大珩的領導下，成為我國第一個精密光學儀器研究制造基地，能夠承擔一個又一個難度大、攻關性強、高精尖的任務。

一年搞出原子彈光學測量儀
　　“原子彈、導彈中的光學設備一定要讓長春光機所來做！”中國的原子彈很快就要在祖國的羅布泊爆響，大科學家錢學森的這句話一錘定音。這既是對王大珩領導下的長春光機所的信任和鼓勵，也讓所長王大珩在關鍵時刻挑起了這集技術光學、機械與精密機械儀器制造、光學材料、導航、紅外物理等眾多學科為一身的光學重任。負責原子彈測試技術的同志對王大珩說：“光學測試怎么搞，就看你們的了。但要求一年半完成。”
　　面對這個高難的全新課題，王大珩利用長春光機所具有的技術優勢奮力攻關，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便交出了合格的光學測量儀器。1964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王大珩和同事們研制的光學測量儀器一舉成功。
　　我國開始研制中程導彈時，上級要求王大珩領導的長春光機所提供測量空間飛行體的軌道參數和飛行姿態的大型觀測設備。這是一種集光學、精密機械和自動控制等為一體的綜合性的大型精密光學跟蹤電影經緯儀。當時，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有這種技術，但他們對外技術封鎖。
　　王大珩作為這項任務的總設計師，提出了總體方案。他主張從預研到拿出成品，科研單位一竿子插到底。由長春光機所總負責，限期做出樣機，提供成品，直至現場安裝調試、交付使用。在各方面的配合下，儀器一次研制成功，為我國中程導彈發射試驗提供有鑒定性價值的數據，并為以后洲際導彈發射試驗及衛星飛行試驗提供了寶貴的測量數據和影像資料。這種儀器的提供使用，成為我國導彈發射試驗使用國產大型精密儀器的開端。
　　讓地球與太空“對視”
　　1970年4月24日，我國成功地發射了“東方紅一號”人造地球衛星，進入了發展宇宙空間技術的時代。衛星使中國開拓天疆的步伐大大前進了一步。與此同時，對光學設備的要求也大大向前邁進了。如返回式衛星裝備的對地觀測的相機，同其它類型的光學設備不同，它與衛星本體密不可分，是整個衛星的主體部分，要和星體一起遨游在茫茫的太空，才能拍攝到地球清晰的圖像。這種相機要求十分苛刻，它既要能經得起發射衛星時的劇烈震蕩，還不能間隔調整，要長期保持正常工作。這個重擔又落在了王大珩的肩上。
　　在設計方案論證過程中，王大珩提出在研制對地觀測相機的同時，也要研制對星攝影的相機。為此，他親自掛帥，成立了一個專門從事空間相機研制的科研部門。對星相機對確定觀測地點的位置，對圖像進行姿態糾正是必須的。然而它的難點是，太空環境極不利于攝影。如烈日當空，地面日光反射極強，要把暗背景的一部分星相拍下來，難以消除影像中帶有的強雜光。他們終于攻克了難關。兩種相機同時研制成功，一起伴著衛星飛上太空。當衛星返回時，相機帶回了地球村的全貌。
　　衛星上天以前，為了確保衛星飛上太空能正常運行，要在地面上進行太陽照射模擬試驗。這就需要研制出一個被稱為太陽模擬器的“人工太陽”。這種模擬太陽照射衛星的設備，技術難度絕不亞于其它地面設備。當時，他們已做出了設計方案，用37個5千瓦的氙燈拼組起來，才能相當太陽光的照射度。然而，只要一個燈運行失常，試驗就不能進行下去。王大珩得知蔡祖泉研制成功大功率氙燈的消息，受到啟發，迅速提出利用新的大功率氙燈技術，把氙燈數目減少到19個，增加了設備運行的可靠性，建造了一個光照直徑為4米的太陽模擬器，并成功地用在氣象衛星的太陽模擬照射上。
　　太平洋上光學測量奠基人
　　1980年5月，我國向南太平洋發射洲際運載火箭試驗成功。“遠望號”航天測量船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蹤測量任務。而他們使用的先進“武器”之一，就是王大珩率領的長春光機所研制的光學設備。
　　要發射遠程的洲際運載火箭，就要實施發射全過程的測量。我國雖然幅員遼闊，但只在本土上建立測試網點是遠遠不能滿足遠程火箭的全程測量的。我國又不可能在全球陸地建立測量網，形成全球性測量，唯一的辦法是靠遠洋測量船，在太平洋上進行全程測量。遠洋船航行在海上，船體在風浪中強烈搖擺、升沉，而光學設備必須有一套像放在陸地上一樣的穩定裝置，才能準確測量出精確的數據來。
　　為了攻下這個嶄新的課題，光學系統工程總設計師王大珩指導研制人員多次出海實驗光學設備。當時沒有任何資料可參照，一切全靠中國人自己的創造性工作來完成。光學設備研制成功，王大珩又和“遠望號”航天測量船的總設計師商量：“你不把船的煙筒挪到船尾上，我這經緯儀就無法工作。”由于他的堅持，煙筒挪到了船尾，光學儀器放到了船的中心。有了良好的工作條件，他們在穩定快速跟蹤、提高儀器的測量精度等方面都做了大膽的探索，創造性地解決了海上測量的技術難題。在洲際火箭的發射過程中，長春光機所研制的激光、紅外、電視、電影經緯儀及船體變形測量系統等項光學工程，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蹤測量任務，獨立解決了當今世界遠洋航天測量的穩定跟蹤、定位、標校和抗干擾等技術難題。王大珩在測量船的光學測量布局以及船體搖擺和撓曲變形的補償與實時修正等方面均有重要的創造改進。
　　以后，在潛艇水下發射導彈的試驗中，在跟蹤測量同步衛星的軌道上，我國研制的大型光電經緯儀表現出的優異性能，完全可與世界上最先進的產品媲美。由于王大珩在我國國防光學科研中所做出的貢獻，1980年他榮獲全國勞動模范稱號。1985年“現代國防試驗中的動態光學觀測及測量技術”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特等獎，王大珩名列首位。
　　桃李滿天下 培養護佑千里馬
　　王大珩是中國近代光學工程的重要學術奠基人、開拓者和組織領導者，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他是杰出的戰略科學家，更是公認的杰出的教育家。
　　十年前， 快奔90的王老，還在不辭辛苦帶博士生。老先生對我曾多次談起他的學生，說他有好幾個得意門生。蔣筑英在他門下讀研究生時，他指導蔣筑英在國內首先建立先進的光學傳遞函數測量裝置。王老贊揚蔣筑英說：“他做出來的，總是比我想象的好。”蔣筑英在王老身邊工作了20多年，從一個年輕的學生成長為一個優秀的科學家。1982年6月15日夜，當王老得知蔣筑英病逝的消息時失聲痛哭。就在前一天，王老還找到科學院的領導，提議應該破格提拔優秀人才蔣筑英……許多年過去了，王老只要出差去長春，總要去看望蔣筑英的妻子和孩子們，表達他對這個好學生的真摯情誼和深深的懷念。
　　王大珩不僅對自己的學生傾盡真情，毫無保留傳授知識，在學術上助他們一臂之力，把他們推向科學前沿，還在政治上敢于站出來為學生說公道話，愛才如寶，保護他們。王大珩的學生王之江院士是激光和光學設計理論與應用光學專家，年輕時為人耿直，敢于發表不同意見，在政治運動中成為批判目標。王大珩得知后立刻跑到吉林省委找到宣傳部長，拍著胸脯說：“我以老師的身份擔保王之江絕對沒有問題。”那位宣傳部長被他感動，說：“我還沒有見過這樣的好老師。”反“右”時，王大珩為了保護學生，竟差一點把自己折騰到“右派”堆里。他毫不在乎這些，他就是要為年輕人開路，幫助他們攀上科學高峰。他的學生王乃弘上世紀50年代就研制出紅外夜視儀和微光夜視儀；唐九華在電影經緯儀的研制中做出巨大貢獻；鄧錫銘研究激光核聚變取得了突出成績；江文漢在我國開拓了自適應光學……王老一說起他的學生就兩眼放光，滔滔不絕，還自豪地說，他有十多個學生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他就是喜歡從學生們身上看到中國光學的發展前途。他的科學生命在他的學生身上延續、光大，他身后已成長起一支朝氣蓬勃年輕有為的光學工程隊伍。

難忘的“863”計劃
　　1986年3月3日，王大珩和陳芳允、王淦昌、楊嘉墀四位都已年過古稀的老科學家聚集在一起，上書黨中央，提出高科技發展計劃。事隔兩天，即3月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同志即在報告上批示：“此事宜速作決斷，不可推延。”黨中央、國務院立即組織有關部門，通過認真全面的分析論證，批準實施《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綱要》。
　　“863”計劃顯示了四位老科學家的戰略思維和智慧膽識，表現了他們對祖國的一片忠誠。后來，王大珩被授予國家“863”計劃特殊貢獻先進個人稱號。王老卻多次謙虛地對我說，“863”計劃不是哪幾個人的計劃，是集中了廣大科技人員智慧的計劃。他說，國家事業的成功凝聚著千百萬人的奮斗和創造，至于我嘛，只是做了一點應該做的事情。
　　如今，“863”計劃促進了高科技和國民經濟的發展，已經是碩果累累，全國人民有目共睹。倡導 “863”計劃的四位老科學家相繼離開我們，但他們為中國高科技飛速發展做出的豐功偉績將永世長存。
　　一百多年前，西方的一位戰略家就曾經說過：一個民族如果輸掉了科學，也就輸掉了未來。時至今日，人類已經邁入了嶄新的世紀，知識和科技已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和戰斗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科技實力和創新能力越來越決定著一個國家在全球政治、經濟和軍事舞臺上的地位和尊嚴。一位科學家走了，但他的影響有多遠是無法計算的，因為他所作的科學貢獻仍然在一代接一代造福于祖國和人民。

很好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