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維權成本，僅靠3·15是不行的

消費中遇到欺詐，每一個消費者都會想到維權，但事先卻是要仔細掂量維權成本的。為了18元錢的賠償，竟然要耗時三個多月，竟然要付出3000多元交通費和誤工費等損失，竟然還未能如愿以償，維權成本如此之高，維權如此之艱難，還有多少消費者能夠保持維權熱情？
    在現實生活中，維權成本昂貴的例子實在太普遍了。將某電視機制造商告上法庭的消費者廣州市民陳先生索賠1896元，卻不到打官司所需成本的十分之一。
    “3·15”到了，消費者的維權熱情就高漲起來，因為這天，你想要維權，成本是很低的，一方面相關部門會熱情接待你，媒體也會將“風光”讓給你；另一方面商家也會真的“在乎”你，你一索賠，就能夠“心想事成”，可過了這一天，你想要維權，就沒有那么簡單。像蔣先生就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價。當然，也不是所有的消費者都能夠在“3·15”達到心愿，因此，也就有了希望天天是“3·15”的奢望，可現實卻很殘酷，事實會告訴你，這實在很難。
    維權成本高，讓消費者望而卻步，可維權成本為何就降不下來？“誰主張，誰舉證。”這對于消費者來說，實在太難了。生活就是這樣充滿悖論。與消費者維權成本高相對比的居然是商家違法成本低。商家違法賺的錢遠遠超過被罰的錢，這讓商家如何能不違法？
    必須要把維權成本降低下來，而這僅靠“3·15”是不行的，不僅法律要修改，加大商家的違法成本，職能部門更應建立維權綠色通道，讓消費者的維權不再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