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離實驗室漸行漸遠:不在開會 就在開會路上

前輩數學大家陳省身的一句話讓中科院院士李邦河記憶猶新：大數學家每天工作都有10多個小時。
　　在李邦河院士看來，對科學家而言，時間無疑就是成果，“沒有長時間全力以赴的努力，又怎么能成為大師呢?”上個世紀50年代，中央提出科學家應該保證5/6的科研時間。
　　近年來，科學家的科研時間縮水現象讓李邦河院士憂心不已，項目公關、填表、評審會……寶貴的科研時間被越來越多地擠占。
　　“一天24個小時，你有多少時間留給科研?”
　　中國青年報記者把這一問題拋給北京、上海、南京、武漢等多地十余位科研院所研究員和高校教授，得到的不約而同的回答是，“最好的時間是晚上和雙休日”。
　　這不是少數人的看法。
　　中國科協幾年前開展的一項大型調查顯示：科研人員職稱越高，直接參與科研時間越少。正高級職稱僅有38%的時間用于直接從事科研活動。盡管75%以上的科研人員每周工作時間超過了40個小時，工作時間總量不少，但大部分科研人員只能保證30%以上的時間用于從事直接科研活動。
　　這份調查發現，許多課題主持人只能加班加點，在“8個小時”之外盡量找回科研時間。
　　科學家離實驗室漸行漸遠
　　很多科學家晚上常常睡不著覺，讓他們頭痛的事兒比科研本身更復雜
　　讓張華教授(化名)回憶上次去實驗室做實驗的時間似乎是件很困難的事。
　　這位年富力強的“長江學者”皺著眉頭思索半天，徐徐吐出一句：“好像真的已經很久啦。”
　　但他的確很忙，而且這一切忙碌都跟工作有關：指導學生，看文獻、改學生的論文……而且，他是20多家學術期刊的編委，參與雜志審稿;他要領導一個實驗室的運行，每個春節前后開始申請一年一次的基金，而到年終，則要匯報總結“今年做了哪些工作，發表了多少文章，申請了多少專利，下一年度的計劃是什么”。
　　對于張華而言，美好的時光只有剛回國的頭兩年。那時候張華有一半的時間和學生在實驗室做實驗。作為實驗室主任，他親自做實驗，也手把手地教學生，“百分之百的精力都用在科研工作上，現在只能跟他們空對空地討論了。”
　　那時候，張華還有時間看世界頂尖學術期刊《自然》、《科學》，醞釀在上面發文章，而現在的行政事務和各類會議已經把這些空間填得滿滿當當了。
　　和張華一樣，越來越多的科學家自嘲已經成為“兼職科學家”，他們向記者反映，科研一線那些真真切切的東西正在離他們越來越遠。
　　“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曾深感應酬過多，耗去了大量的時間，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有時不得不“躲起來做點事”。而不少教授由于每天疲于應付繁雜的事務，只能把科研時間排在早晨9點以前、晚上7點半以后，外加雙休日，帶的研究生背后稱他們為“雙休日科學家”。
　　北京一所重點高校研究高分子材料的趙博士的觀察同樣可以佐證。
　　讀博4年里，趙博士很難在實驗室里見到自己的導師，這位“老板”主要在外面跑課題，拿回來就是手下的博士帶著碩士們組成小團隊做，平均一個人分到一個小課題，“一些署著導師名字的成果可能他根本沒有參與過。”
　　中科院聲學所一位前所長直言做實驗通宵達旦，長時間連軸轉，對科學家來說，不覺累。讓他頭疼的是，有時正當進入狀態，一些“十萬火急”的電話就不期而至：“催您呢，上級檢查組來了!”“這里在評審呢，你快過來!”……
　　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生物化學家王恩多道出一個驚人的事實，“很多科學家晚上常常睡不著覺，想的不是科研，而是怎么避免科研項目因經費預算不合格而被卡掉!”
　　“很多時候我們似乎更像老板，像推銷員，反而是離科學家的身份越來越遠了。”一位千人計劃入選者對中國青年報記者這樣感慨。
　　“一年填了47份表，最厚的一份200多頁”
　　“大師+團隊”的時間如果天天在應付申報和評估，就會變成“大佬+團伙”
　　全國政協委員、華中地區某“985高校”的龔教授是個有心人。
　　他專門統計了2008年一年他所負責填過的表格，“總共有47個難填的表，平均每個表填兩天，就是近百天，3個月就沒了。”
　　這其中，最厚的一份表格多達200多頁，龔教授關起門來，整整填了5天。
　　這些表格名目繁多，龔教授扳起手指一一歷數：“973項目”申請，重點實驗室評估，重點實驗室規劃，學院的規劃，學科的規劃，“211工程”申請表，“211工程”年度工作匯報表，“985工程”創新表、申請表、評估表等等。
　　填表的內容同樣讓人費神費力。
　　比如每年搞大項目的預算，每一部分比例要符合基金的要求，儀器設備費、人工費、實驗材料、測試費、國際交流費，參加幾次國際會議都要列出來，要去算，“一個上千萬元的大課題，要算多久啊!”
　　龔教授說，很多剛從國外回來的老師花了大量的時間，也不知道怎么算，“因為最后要算一個符合申報規定的東西，但是肯定不是真的，誰能預料中間的變化呢”。
　　南京大學文學院王彬彬教授對此深有同感。
　　他介紹，即使在人文學科，一個表格填四五天也很正常，“每欄要填三四千字，最后填下來一兩萬字，還要去查很多數據”。
　　在他看來，一些表格的設計很奇怪，比如為一個課題填表，需要分別填寫兩欄，本課題所取得的成果和本課題的創新之處，每欄限3000字到4000字之內。
　　這讓他感覺很荒謬，“創新之處不就是成果嗎?”
　　作為申請者，王彬彬教授的經驗是，每欄都要填滿，表格交上去，別人都寫了很多，你只寫了一點點，評委就會覺得你態度不端正，要減掉很多分;與此同時，兩欄里內容還不能完全一樣，“一樣的意思還得換一種說法，如果完全一樣，評委也會覺得你態度有問題。”
　　“這樣一來有個危險，本來正常的學術團隊就演化為‘大佬+團伙’了。”作為973首席科學家的龔教授發出警示，“大師+團隊”能做出很漂亮的科研成果，但是如果每個人每天都在干這些虛的活，沒有時間研究重要的科學問題，就不可能有實質性的成果。這就演化成“大佬+團伙”，和江湖人的生活很像了，“他能賺到錢，但是他沒有產品，無法為社會作貢獻。”
　　“如果沒有會，就是我的lucky day”
　　一位科學家自嘲，不是在開會，就是在開會的路上。
　　“我幾乎每天都有會。如果沒有會，就是我的lucky day。”說起科研時間被侵占，北京一家研究院的王教授有道不盡的苦水。
　　王教授是中科院2004年的“百人計劃”入選者，2005年初全職回國，太太和孩子都在國外，本想一心一意地在國內做科研，沒想到常年會議纏身。
　　他介紹，每周填表量不在少數，同樣讓人煩心的還有會議。王教授每周上班時間大概要參加4個會議，有黨政的會、學術的會、外事的會、后勤的會等等。就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他好不容易才推了北京市一個單位的評審會議。
　　周六周日，王教授還要去參加一些評審會，這是因為一些科研領導部門怕平時人難湊齊，把很多評審會都定在了周六周日。
　　所有這些會議，幾乎沒有一個小時內結束的，更多的情況是到外單位開會，一下就要花掉半天時間。
　　“不是在開會，就是在開會的路上。”王教授一臉苦笑地自嘲。而讓他一直不適應的是，國內的會議往往根據領導的時間定，剛說完下午兩點半開，馬上就可以改到3點。
　　為了幫助自己所在領域實現與國際接軌，王教授還需要接待大量的外賓，每周需要審閱至少一篇國外或者中國學術刊物的稿件。
　　由于北京堵車，王教授每天早晨5點半就得起床，堵車之前到學校，在學校食堂吃完早餐，開始一天的工作。
　　王教授說，真正屬于自己的科研時間主要有兩塊，一個是中午，20分鐘左右吃完飯，從來不休息，也不運動，省下來的1個半小時是學習、處理學問的時間段;下班之后大家堵車的時間，王教授到食堂匆匆吃完飯，又趕到辦公室，9點鐘左右才開車回家，“那是我做學問最好的時間，這個時候大家都累了，也就消停了”。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科學家，特別是知名科學家的研究工作時間長期得不到保證成為突出問題。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要保證科學家5/6的工作時間。中科院甚至專門成立了時間辦公室。
　　中科院吳國雄院士感覺現在已經到了比以前更嚴重的程度：到65歲退休，一半的時間都在開會，所以一個人科研的周期縮短了一半，對國家的損失很大，“現在是老院士開會，年輕人也開會，中年人也開會，會議扎堆兒。”
　　吳國雄院士被開不完的會議搞得很苦惱：不少會議是熟人組織的，不去會得罪人，去了浪費時間。有時候他干脆帶著東西做自己的“作業”。
　　SARS疫情暴發時，各式各樣的會都沒了，他埋頭做學問，3個月他與合作者在美國的雜志上發表了3篇論文。但此后好長時間，都寫不出好文章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