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量論壇

編者按

今年初，《中國質檢體制機制研究》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該書成果源自質檢公益性行業科研專項項目，由武漢大學質量發展戰略研究院和質檢總局辦公廳協同研究，是國內第一份全面深入研究質檢體制機制的專著。除總論外，共有4部分內容，分別為“中國質檢體制機制的歷史沿革及內在規律”“國（境）外質檢體制機制的比較研究”“完善中國質檢體制機制的依據和挑戰”和“中國質檢體制機制的改革與創新”。現將該書重要內容進行連載，以期對質檢體制機制研究乃至質檢事業改革發展有所裨益。

我國質檢體制機制隨著歷史發展而逐漸變遷，或催生新的管理方法，或構建新的管理機構。歷史發展又是沉淀積累的過程，后代的管理手段有賴于前代的歷史遺產。自秦漢以來，中國小農經濟存續2000余年，形成一套政府主導的質檢體制機制。近現代以來，在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中，質檢體制機制不斷發展和創新。

第一節 我國質檢體制機制形成和發展的五個重點階段

從遠古時期，人類已開始從事質檢管理探索和實踐。舉足為跬、布手知尺等較為原始的計量方法，是根據社會經濟發展需要所形成的對物品測量相對簡單的方法。不過，就質檢體制而言，如果缺乏了政府的權威保障，無論是計量還是標準，都難以真正發揮其在基礎治理中的作用。因此，我們從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制的朝代——秦代開始，研究質檢體制機制逐步形成的過程，這便于發掘中央政府質檢體制的一般性規律與特征。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用今天的眼光看，計量的地位與作用起源于貿易交換，成形于現代農業，發展于國防和科技，廣泛應用于經濟社會各個方面。今天的計量乃至質檢是在近幾百年工業和科技革命的基礎上形成發展起來的，但中國一度出現了缺位，影響了質量發展，更影響了經濟社會發展。

一、秦漢時期：初步建立了適應大一統國家政權的質檢技術基礎

度量衡是國家經濟活動和生產生活的基礎。在建立大一統的國家后，秦代面對遼闊的治理疆域、復雜的國家現實，需要解決如何管理質量的難題。春秋戰國時代度量衡混亂，這不利于國家的統一，在此背景之下，秦代提出“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的政策。秦代以計量和標準作為質量治理工具，這是質檢體制的肇始。秦代依靠國家的強制力，通過頒布律令來強制度量衡制度實施，客觀上促進了全國質量水平的相對統一。

統一的計量和標準制度是治理國家的重要手段。國家質檢職能早已有之，但是由中央集權政府統一管理國內生產卻是始自秦代。面對一個習慣和制度各不相同、由諸侯國統一而來的國家，秦始皇對度量衡、文字、貨幣、車軌等進行統一，實際上是中央政府出于對國家進行治理采取統一規范的需要。

度量衡的統一，所指的是3個量：“度”指衡量物體長度的標準；“量”指衡量物體體積的標準；“衡”指衡量物體重量的標準。對于一種質量衡量的簡單方法而言，不同區域一般都會制定自己的度量衡制度。當然，中國古代社會并沒有細分計量和標準，而是統一在度量衡制度之下，更多表現為實物形態的標準。

在秦國統一中國之前，商鞅以變法的手段對度量衡進行了統一。秦統一六國后，以本國的度、量、衡基準為規范，把各諸侯國混亂的度、量、衡統一起來，使全國范圍內商品的生產流通有了一致的度量規范。它要求全國產品生產必須滿足統一的計量和標準制度，一是有符合性標準，使產品能夠達到這個指標；二是有一致性的工具，來衡量指標是否得以實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是質檢管理最原始且最優的選擇。

二、唐宋時期：構建以法律制度為特征的傳統質檢體制機制

唐宋在承襲秦漢質檢管理手段的基礎上，在制度規范上又實現新跨越：其一，唐代頒布質檢法律制度，《唐律疏義》記載大量質檢管理規定以及對質量違法行為的懲處措施；其二，唐代設立承擔質檢工作的管理機構，各地設立了市令、丞、佐、帥、史、倉督等質量監督人員，長安、洛陽兩京市場內設立“市署”和“平準署”，還組建具有進出口檢驗功能雛形的“市舶司”；其三，唐代對傳統質檢手段進行創新，如通過法典規范“物勒工名”的溯源機制，采取“三日聽悔制”（反悔權）的追究方式，保障牲畜交易的安全性。

建立較為完備的與質檢相關的法律體系。唐代是我國法律制度發展的高峰期，頒布了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成文法典《唐律疏義》，該典籍中記載了大量與質檢相關的規定和對質量違法行為的懲處措施。就質量違法行為而言，首先需要對什么是質量違法進行界定。《唐律疏義》中對于何謂質量低劣，分別定義了兩種具體表現。其一為“短狹”，即是以度量衡作為判斷依據，來鑒別是否達到某一指標。“‘短狹’，謂絹疋不充四十尺，布端不滿五十尺，幅闊不充一尺八寸之屬而賣：各杖六十。”其二為“行濫”，即通過工匠積累的經驗，對質量進行主觀性能的判斷：“不牢謂之行，不真謂之濫。即造橫刀及箭鏃用柔鐵者，亦為濫。”采取度量衡的方法有其局限性，很多產品質量通過度量衡是難以判別的，至少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沒有辦法鑒別。因此，通過人的主觀判斷能夠彌補技術水平的不足。

同時，唐代對質量違法行為的懲處相當嚴厲。從懲處的對象來看，不僅包括違背誠信交易原則、進行欺詐交易的違法行為主體，也包括對質量違法行為監管不嚴、涉嫌瀆職的官員。“市及州、縣官司知行濫情，各與造、賣者同罪。檢察不覺者，減二等。官司知情及不覺，物主既別，各須累而倍論。其州、縣官不管市，不坐。”對于負有質量監管責任的官員瀆職行為，會根據具體情況采取相應的懲罰措施。“與造、賣者同罪”的懲罰，不僅將質量違法行為定義為一種嚴重的刑事犯罪，更將質量監管不作為等同為刑事犯罪。從懲處的力度來看，質量違法行為一律以“準盜”論處，并處以刑罰。“‘得利贓重者’，謂賣行濫、短狹等物，計本之外，剩得利者，計贓重于杖六十者，‘準盜論’”。這種嚴厲的懲罰方式，對我們今天質量法律的制定和質量違法行為的懲處都具有相當的借鑒意義。

設立包含質檢內容的專門管理機構。唐代是我國歷史上的盛世，但是重農抑商的傳統觀念依然嚴重影響市場的開放程度。唐代之前的市場交易空間被嚴格限制在特定區域，時間都被嚴格規定，這種對市場的限制規定直到宋代才被打破。政府對市場的管制最明顯的優勢是管理上的便利，這種對市場的管制表現在對國內市場和進出口貿易兩個方面的產品質量管理。

一方面，出于對市場管理的需要，唐代政府根據該地區人口分布，在各級地方的市場中設立專門管理機構，構成人員包括市令、丞、佐、帥、史、倉督。同時，在長安、洛陽兩京的市場內設立了專門的機構“市署”和“平準署”。市署的職責是“掌財貨交易，度量器物，辨其真偽輕重”，平準署負責管理市場貿易的價格。管理兩京市場交易的機構就是“兩京諸市署”，作為市場的專門管理機構，它并不是市場交易的質量監管方，而是質量鑒別的直接參與者，更多采用微觀介入的方式來參與到對質量的鑒別中，借以對質量的好壞優劣進行判定，保障市場交易順利進行。雖然這種方式存在較多的主觀性，但是這也與古代社會缺乏科學檢測方法有關。

另一方面，出于保障進出口貿易稅收收入的需要，唐代開始建立進出口檢驗機構的雛形——“市舶司”。唐代李肇所著《唐國史補·卷下》描述市舶司的主要職能：“市舶使籍其名物，納舶腳，禁珍異。”其中，“禁珍異”帶有明顯的貨物檢驗特征。宋代的產品數量和質量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個高峰期，也促進了市舶司更大的發展。宋代對貿易實行開放政策，極大地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市舶司成為進出口商品檢驗機構的雛形，依據貨物不同品質確定不同的抽取稅率，間接起到了品質檢定的作用，“其抽解將細色直錢之物依法十分抽解一分，其余粗色并以十五分抽解一分”。可以看到，市舶司抽稅稅額的高低來自于對商品質量品質的判定。進出口商品品質優劣分別征稅的制度，使得稅收與商品檢驗的制度并存成為可能。同時，官府為了購進來自其它通商地區的奇珍異寶，而采用“博買制度”，即官府挑出細色物品，按一定比例從販運貨物者手中以低于市場價的方式購入，供官府使用。可以看到，這兩種制度都不同程度的帶有對商品品質進行鑒定的功能。如果說“抽分制度”一定程度上是出于稅收利益的驅使，可能會對商品品質的鑒別存在肆意認定的問題，那么“博買制度”會將劣等品排除在官府采購的范圍外。

傳統質檢規制手段的運用。政府設立機構專門管理市場交易，依賴管理者介入對產品本身的鑒定。但是，依據經驗判別的方法有相當大的局限性。在專業技術相對落后的古代社會，對產品是否摻雜使假，只有在經過一段時間的使用后才能發現質量問題，如經過鑄造、漂染等工藝加工出的產品。在此背景下，始于先秦時期的“物勒工名”溯源機制在追究質量責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在某些基本的標準難以確定的情況下，用物品耐用的時限來評價質量是否合乎標準，成為一種可行的方法。《秦律雜抄》中要求建造者對戍邊筑城做質量擔保一年，“戍者城及補城，令嫴堵一歲，所城有壞者，縣司空署君子將者，貲各一甲。”但早期的物勒工名機制，多見于政府集中進行的工程建造和兵器生產，并沒有廣泛應用于民間生產或交易的產品領域。

唐代開始，物勒工名制度不僅在官營手工作坊的生產中嚴格執行，還拓展到民間的生產和交換的商品當中。“凡造器用之物，謂供公私用，及絹、布、綾、綺之屬，……故禮云：‘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其行濫之物沒官，短狹之物還主。”“物勒工名”的溯源機制實質上是通過增加違法成本的方式，將質量問題控制在生產階段。當然，溯源目的實現還需要責任追究機制的配套，特別是對于供應皇家用度的產品，其懲罰比一般產品更為嚴厲，“諸工作有不如法者，笞四十；不任用及應更作者，并計所不任贓庸，坐贓論減一等；其供奉作者加二等；工匠各以所由為罪，監當官司各減三等”。如此詳細的規定反映了在技術能力限制下，對質量生產過程管理相當困難，只有通過法律對質量所呈現的結果進行強制性規定，才能有效提高違法成本。該制度在民間能夠得以實施的關鍵，在于官府直接介入到民間交易當中，充當監督者和執法者。否則，單純依賴民間的自治，很難保障懲罰機制的最終實施。

傳統質檢管理對疫病疫情沒有科學的檢驗方法和檢驗條件，只能以規制方法的創新來彌補技術能力的不足，防止牲畜攜帶疫病給交易帶來潛在的損失。溯源機制不僅適用于商品交易領域，也同樣適用于牲畜的交易。為了保障購買牲畜的買家的利益，唐代采取“三日聽悔制”。這一制度實質上與“物勒工名”如出一轍，均是一種責任追溯的方式。“買奴婢、馬牛駝騾驢等，依《令》，并立市券……三日內聽悔。”用賦予買方反悔權的方法，降低牲畜交易的潛在風險，通過制度設計來彌補檢疫技術的不足。

三、明清時期：傳統農業社會質檢體制盛極而衰

明清是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高峰期，傳統的質檢體制隨之達到高峰。與此同時，西方資本主義開始興起，特別是工業革命蓬勃發展，中國卻出現了缺位，未能跟上時代步伐。

明清通過更加精細的專業分工，提升以工匠個人技藝為基礎的產品質量。官方手工業以不計成本的方式，提升產品質量。相應地，產品質量水平也達到頂峰。然而傳統質檢體制運行至清末，難以適應以機械生產為標志的現代工業社會，迅速由盛轉衰。其衰落主要體現在，難以適應現代工業生產所要求的基于物理、化學、數學等學科的專業檢驗、合格評定等管理方式。質檢管理方法與體制的落后影響了質量的提升和國際競爭力，不僅占據世界市場的國家主體變化了，由中國變成歐洲（此后日美），行銷世界市場的商品主流也變化了，由絲綢、茶葉、陶器變為時尚機器工業品。國力衰微的中國抵擋不住西方國家堅船利炮的進攻，國門大開，被動進行社會制度和生產方式的革新，質檢體制也開始從傳統向現代過渡。

傳統質檢體制的優勢與劣勢并存。明代之前，官營手工業一直占據手工業生產的主導地位。明代中期，民間生產發展壯大，逐步改變官營手工業獨大的局面。產品質量得以保障的關鍵因素之一是生產者的素質，在清朝之前，官營手工作坊的生產是以集中生產的方式進行，出于保障皇宮以及官府的需求，官營手工作坊對質量的要求甚為嚴苛。為了保障官營手工業生產的順利實施，同時保障產品質量滿足要求，匠籍制度在其中發揮了一定作用。匠籍制度根據不同專業對工匠進行分類管理，以便政府根據需要，隨時能夠調遣工匠。明代在繼承前朝匠籍制度的基礎上，將其制度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明代沿襲元朝的匠籍制度，要求民間的專業手工業者一律編入匠籍，使民間工匠與政府之間形成人身依附關系。凡在籍的手工業工匠必須受朝廷和地方官府主管機構的工役支配，按各級工役主管機構的指令無條件地為政府服勞役，人身自由受到嚴格限制。

根據工種的不同，將工匠分為軍匠和民匠。軍匠精通兵器制造，民匠負責日常用品制造。根據服役地點、時間和待遇的不同，又可分為住坐工匠、輪班工匠和存留工匠。住坐工匠主要指住在京城的工匠，每月到官府服役；輪班工匠指不住在京城需要每隔數年輪流上京服役的工匠；而存留于有生產優勢的地方進行生產的工匠則是存留工匠，景德鎮所設立的御器廠以及在江浙一帶絲織生產發達地區蘇、松、嘉、湖等府設立的織染局，都是存留工匠在進行生產。

從分工和專業化的角度來看，政府強制采取的專業化分工，雖然以滿足自身供給為優先考慮，但從專業化能力的提升來看，工匠可以在自己的領域不斷鉆研，提升官營手工業生產的質量。鄭和七下西洋所乘寶船即為當時南京龍江寶船廠住坐工匠和輪班工匠所造。這些寶船能夠經歷洲際航行，質量當然是毋庸置疑。官府將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南直隸濱江府技藝高超的工匠集中于京城，并按工種劃分為船木梭櫓索匠、船木鐵纜匠、念匠與棕篷匠四類，依“廂”的行政組織進行分類，既便于管理，又使得工匠之間可以相互切磋技藝。官府在景德鎮所設立的御器廠，就有三百余存留工匠專門制造，以供皇家使用的瓷器。政府強制下的分工和專業化生產，使產品制造的質量在當時處于領先水平。不過，由于該制度對工匠的剝削過于繁重，導致大量工人逃遁。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政府規定全國班匠一律以銀代役。工匠的減少使得官營手工業的規模不斷縮小，大量的民間工匠則可以投身到市場所需的產品生產中，促進了民間生產和貿易的發展。官府所需大量的日常用度，更多依賴于市場的收購。這些為民間以自發秩序參與質量管理埋下了伏筆。

民間的自發秩序來補充政府質檢體制的監管不足。伴隨著民間貿易的發展，行業的劃分越來越細，不同行業間開始自發形成行會來維護行業利益。明清時期，促進同行內部生產的經濟組織大量涌現，既有基于同行業建立的行會，也有基于同鄉建立的同鄉行會。對上海、蘇州、漢口、北京四城市有確切設立年代的行會所作的分期統計表明，1840年之前成立的行會數只占1912年后實存總數的28.7%，1840-1903年間成立的行會數最多，約占總數的48.7%，1904年以后仍有增加，但增長幅度已明顯降低。各行各業涌現出大量的行會組織，不僅有較為發達的絲織、茶葉的行會，而且連雜貨店、水果店都有自己行會組織和規范。這些行規或以慣例或以明文規定的方式，確立不同行業內部的規范，往往刻成石碑以為明示。從行規的內容來看，包括符合該行業的生產標準、度量、交易規則、違規處理辦法等。道光年間，湖南安化黑茶條規對內部度量應用統一規定：“秤茶照奏定章程，用十六兩足秤。”

當然，這種規范更多的是以經驗判斷的方式來檢驗是否滿足品質的要求。清末時期，安化縣的染坊條規對各染坊規定：“一議各染坊，凡染青，要細加工作，先將布底深染，雖舊而顏色不改，如有淺染弄弊減價掣騙，查出重罰。”反映出行業內的行濫舞弊行為會由行會組織進行檢查，使同業內產品質量符合要求，維護行業的整體信譽。

在不同行業的行規規范中，多會寫明“公同稟究”或與之同義文字，意指對于行業內的違規行為的裁斷會稟官處理，同業內的爭端解決決非在行會內部執行私罰，而是會報官立案。光緒三十年湘鄉雜貨店條規中規定“如有偷漏，將力扣除，不服公同稟究”，而巴陵南貨店則記為“公同報會稟官究治”。在爭端的處理方式上，除依據法律外，地方官府通常會先按行規處理。這就使得各行業所訂立的行規，成為事實上的法律規范，具有法律同等約束力。

在中國古代沒有專門的商法典規范經濟活動的情況下，行會自愿形成、自覺制定的行規，自發維持商業運轉秩序。政府制定的質檢管理法律規范并不能涵蓋民間各行各業的生產，也不能完全適應不同行業的產品特點。行會的自我約束以及對于自身產品質量的自發管理，就成為政府質檢管理的補充方式，從而形成了一種國有條律、民有私約的共治形式。

質檢體制脫離傳統桎梏開始向現代轉變。民間的生產在明清時期有較大發展，但是民間對政府差役的服從義務一直存在，只不過賦役的方式在改變。明代初期，政府通過強制力在短期內以一種不計成本的方式提升質量，但是這種方式在成本付出殆盡后，顯示出不可持續性。明代中后期官營手工作坊出現大量逃工和消極怠工的情況，制造鄭和下西洋時所乘坐寶船的龍江船廠的船戶，原本有四百多戶，到嘉靖二十年只有二百四十五戶，至三十年則不到兩百戶。工匠的嚴重缺乏最終使官營手工業生產日益癱瘓，官府制定嚴格的懲罰措施，也沒能阻止工匠的相繼逃遁。政府的強制專業化分工方式，一度使我國的產品質量達到高峰，但是以服務統治階級和維持社會秩序為目的建立起來的強制性專業分工，在明中期開始逐步淡化。清順治二年（1645年），匠籍制度徹底廢除，并將班匠銀攤入地畝。但是，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人身依附關系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民間工匠依舊要承擔官府差役義務，道光三十年長沙裱糊業行規記載：“每逢各憲差務，或設計悄逃，或恃強抗玩，徘徊觀望，趨利避公，使各店盡思效尤，則差務又誰承辦”。可以看出，民間對官府差役命令依然存在強烈的抵觸，不得已需要行規來應對官府差役的強制執行。官府在采辦采買上的惡意壓價行為，使得官府購買成為對民間的直接剝削，“其余節年辦解紅黃熟銅、銀朱、桐油、明礬……市價與原領準銷部價，盈絀無幾”。這給民間工商業帶來了沉重負擔，民間生產難以在積累基礎上進一步擴大。

與此同時，大量的手工業仍然停留在傳統手工業制品的生產上，如清末的茶葉、絲織、瓷器，仍是以個人技藝來主導生產的進行，而未引進工業化的機器進行標準化的大生產。舊式行會雖然通過行規限制了偽濫造假的行為，卻排斥外來競爭，維護行業的共有利益。光緒六年5月28日《申報》記載天津鞋業聲明：“現在大家公議靴鞋價目，定價劃一。”這使得即使通過生產率的提升能夠降低價格，但在統一價格的規定下，生產者缺乏有效的激勵去改進工藝。

在明清兩代閉關鎖國政策的影響下，西方科學技術被排斥在外，我國生產力的發展始終受限，傳統政府質檢管理也只能伴隨著經濟制度的延續而延續。直到中國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下被迫對外開放，才逐步通過學習和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方式，建立更有效率的組織形式，質檢體制才被動地從傳統向現代演變。通過對西方科學技術的學習，傳統政府質檢管理在保留傳統管理手段的基礎上，開始向現代技術化方向轉變。

四、民國時期：與現代工業社會和主權國家相適應的質檢體制的誕生與萌芽

清朝末期，西方資本輸入沖擊了傳統的經濟模式，中國資本主義工業開始有所發展。紡織機器逐步取代了傳統的紡車，面粉工廠逐步取代了傳統的磨坊，工業化大生產逐步取代傳統的手工生產方式，舊制度已經不適應新式工廠的出現和資本勞動組合方式帶來的經濟模式的變化。隨著現代科學和工業化大生產的引進和發展，我國質檢體制也在悄然發生變化，逐漸演變為建立在科學和試驗基礎上，與現代工業社會和主權國家相適應的質檢體制，順應了世界工業化的浪潮，奠定了現代質檢管理體系建立的基礎。

建立以科學技術為基礎的現代質檢體制。現代化大工業生產決定了需要同步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具有現代化、專業化性質的質檢體制。這一時期通過引進國外技術和方法，開始建立適應工業化生產的質檢服務技術機構。首先，引進了工業化國家的計量和標準管理體制。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農商部設立度量衡權衡局，成為首個區別于古代社會的具有現代化意義的計量機構。該機構向法國萬國權度局（現稱國際計量局）定制鉑銥合金營造尺和庫平兩砝碼原器。此時引進的度量器具有別于傳統的度量衡計量器具，采用鉑銥合金作權衡單位量標準，打破了我國延續千年的度量衡舊制，使之與國際米制銜接。1928年、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相繼頒布《權度標準方案》和《度量衡法》，1929年成立全國度量衡局，負責全國度量衡統一事宜，職能包括度量衡制度的制定以及度量衡器具的制造、檢定和認證。1931年，成立工業標準化委員會，歸屬度量衡局統一管理，主要負責以權度標準為基礎，擬定我國工業標準。在民國形勢復雜、戰禍連連的時代背景下，我國工業標準的建立多是以吸收、引進和翻譯他國標準為我所用。截至1943年6月，共征集國外工業標準18278種（包括譯述類3833種），編定擬議國內工業標準759種。

傳統的質檢管理是簡單度量與主觀判斷的結合，現代技術手段對質量進行的管理是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包括基于數理化等實驗科學所產生的技術檢定手段。當時的民國政府已經意識到傳統質檢手段無法滿足現代工業化生產的需求，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工商部部長孔祥熙為發展工業呈請國民政府籌設工業試驗所，呈文言及國貨質量堪憂：“但國貨之真偽，制造之優劣，既非目力所能鑒別，亦非徒手所能分析，勢不能不借助于精密之儀器及純粹之藥品。”提升我國質量的方法，在于以現代科學技術為基礎建立專門質量試驗機構。1930年，我國首個具備現代科學技術的專業化技術機構——工業試驗所正式建立，下設工業原料分析室、汽車染料試驗室、機械設計室等17個試驗室，還有纖維實驗場、純粹化學藥品制造實驗廠、電工儀器實驗廠等11個實驗工廠以及3個推廣改良工作站。至1941年2月，該所研究、改良和推廣的項目達到346項。

可以看到，民國時期質檢管理中的技術性特征已經十分明顯。此時的民國政府，通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開始探索建立自己的專業技術機構，通過現代科學技術的研究促進我國產品質量的發展。

建立與主權國家相適應的出入境檢驗檢疫體系。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前，我國并沒有出現真正意義上的由主權國家負責管理的口岸檢驗檢疫制度。1929年上海商品檢驗局成立以前，我國出口商品時常由于沒有通過國際認可的檢驗機構檢驗而遭到禁止入境。雖然上海從1864年開始有了進出口商品檢驗機構，如上海棉業商人自主成立的上海棉花檢查局、英國勞合氏公司代理人成立的上海仁記洋行，1873年上海還設立了我國最早的出入境衛生檢疫機構。但對國家主體而言，亟需建立專門的機構負責我國的進出口商品質量，維護我國商品在國際上的聲譽，保障我國國門安全。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南京國民政府工商部頒布我國最早的現代意義的進出口商品檢驗法規《商品檢驗局暫行章程》和《商品出口檢驗暫行規則》，并于1929年設立上海商品檢驗局，標志著國民政府正式對進出口商品進行法制化的統一管理。動植物檢疫早期是一個單獨的部門即“毛革肉類出口檢查所”，1930年正式劃歸商品檢驗局負責。衛生檢疫在國民政府成立前一直是海關的下屬職能，1930年7月1日，南京國民政府從分屬于各大港口的海關收回衛生檢疫的職能，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全國海港檢疫管理處”。至此，分散在全國各地、各自為政的檢疫所，正式成為一個獨立的機構，代表國家行使具有主權性質的出入境檢驗檢疫職能。

市場和社會共同參與的現代質檢體制機制。市場和社會作為質檢管理重要參與方，是質檢體制機制順暢運行的保障。充分利用社會組織力量以及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是有效減少政府監管成本的重要方法。因此，民國政府仿照工業化國家，建立商會及同業公會組織管理模式。1914年9月12日頒布的《商會法》對商會自治權利進行規定，之后的南京國民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將商會置于政府行政管制之下，沒有賦予其過多的自治權。但是，國民政府給予比商會組織更低一層次的同業公會相當大的自治權利。南京國民政府先后于1929年8月、1930年1月頒布《工商同業公會法》和《工商同業公會法施行細則》，均詳細規定了同業公會內部管理辦法，特別是規定了同業公會的職責就是“維持同業公共利益，矯正營業上之弊害為宗旨”。由此確立同業公會為社會質量監管的重要參與方，是質檢體制的重要補充。在市場方面，辛亥革命以后，“民主共和”和“實業救國”成為當時最流行的兩大思潮，民國政府鋼鐵制造、機械制造、化工等重工業由國家創設并負責監督管理，輕工業準許民間自由發展。在該政策的鼓勵下，以榮氏兄弟、劉鴻生、張謇等為代表的愛國實業家，創辦面粉廠、紡織公司、火柴公司、搪瓷廠等。這些民族企業多半有聞名遐邇的品牌，劉鴻生為與日本“龍牌”水泥競爭而生產“象牌”水泥，范旭東為與英國純堿競爭而生產“紅三角”“紅五星”牌純堿，在1926年美國費城萬國博覽會上榮獲金質獎章，1934年純堿銷售量占據國內市場55%的份額，超過一直處于純堿銷售領先地位的英國卜內門洋堿公司。在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下，企業產品的質量水平不斷提升，成為促進質量發展的重要驅動力量。

自此，中國開始納入國際化分工當中，引入西方工業化生產方式。同時，現代工業社會和主權國家基礎上的質檢體制機制得以初創，主要表現為：成立維護主權國家所需要的出入境商品檢驗、衛生檢疫和動植物檢疫機構，學習和引進國外的法律、技術性管理方式，設置專業的質檢機構，開始采用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對質量進行專業管理。以中國共產黨人為代表的進步力量，在中央蘇維埃政府、陜甘寧邊區政府、抗日根據地政府和解放區政府，設立了質檢工作相關的政府機構，制定了相關規范性文件，在計量、標準、檢驗等方面開展工作。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設立的國民經濟人民委員部，下設國有企業管理局，負責度量衡、質量檢驗和規范標準工作；下設對外貿易局，負責進出口商品查驗工作。這些有益探索積累了實踐經驗，為新中國質檢體制打下了基礎。中國質量報